第0157章 为后世计
作为一个数学家,以及一个成熟的政治家,张苍从这份竹简上看到,远不止于此——不用刘弘多说什么,张苍就已经通过这卷竹简,想到了许多可拓展的财务措施。
例如,在‘日、事、取、余’四栏之外,再加一栏‘印’,规定每一个事件过后,当值官吏需要用印,表示对该次事件,以及府库存钱余额表示认同!
这样一来,非但府库少没少钱,能通过这样一份账簿显现出来,就连钱是在什么时候少的,什么人身上出的问题,都在账簿纸上一览无余——为了保证自己不因账目而被怪罪,官员用印之前,必然会仔细核对府库存钱,以保证存钱的真实剩余量,与账本上‘余’那一栏一致!
“此宦者令奉朕谕,于省中试行之账簿,御史大夫以为如何?”
刘弘一声轻语,将张苍从惊喜中拉回现实,张苍却并没有急于作答。
稍稍按捺内心中的激荡,张苍便发现,其实刘弘所‘发明’的记账方式,与此时本有的记账方式并非全然不同,
此种新式记法中的‘日,事,取,余’四部分,除了‘余’这一项之外的三项,实际上在过去的记录方式中也同样存在。
只不过在过去,‘日,事,取’三项,被记录成了一整句陈述句,并一条条冗积在一起罢了。
理性的分析二者的区别,刘弘所拿出的这种新式记账方式,只不过是在原有的三项中加了一项‘余’,并不再以陈述句的方式记录,转而以一种···
想到这里,张苍却发现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,来形容这一种记录方式了。
“此记法,朕欲称其曰:财图。”
实际上,作为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三大文明中,以及唯一一个延续五千年的文明,华夏数学的发展程度,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间隔内,都在全世界出于大幅领先地位。
无论是方程、正负、象限等数学基础理论的提出与发现,亦或是圆周率、微积分、衰分等高等数学基础,在华夏的提出时间,都普遍领先全世界至少一千年以上!
但是,自西方所用纪年之‘公元’开始,直到满清覆灭,华夏不止科学技术发展接近停滞,就连数学,也没有再取得太大的进步;十九世纪的华夏数学,与公元前三世纪的近乎完全相同!
造成这种‘发展停滞’的原因有很多:学术学派对数学的轻视、王朝周期律导致的反复战乱,以及民间文化普及度不高等等。
但要说最主要的原因,在刘弘看来,无疑是华夏数学界,缺少一种简介清晰的数学记录方式,或者体系。
就拿此时的汉初来说,无论是方程解析,算数运算,其过程都十分接近后世小学所教的初级基础数学;但是,如果真让后世的中小学生,去看九章算术里某道题目的解析过程,那位学生绝对看不懂。
因为此时的运算过程,完全以汉字叙述的方式进行!
举个例子,后世很典型的一道二元一次方程:x=y-2,5x=3y,求x,y。
但凡上过学的人都知道,这道方程的解析过程:
x=y-2,5x=5y-10
∵5x=3y5x=5y-10
∴3y=5y-10y=5
又∵x=y-2,
∴x=3
解析式一列,运算过程简介明了。
而在此时,这样一道题,都不说运算了,光是要看懂题目,都需要费好大的力气···
——有甲、乙二物,甲物加二钱,可换得乙物;甲物五,可换乙物者三,问:甲乙二物各价几何?
且先不提此时没有标点符号这件事了,光是从这么一句文字中提炼出题干,就要求做这道题的人不止需要认字,还得具备一定的思维体系构建能力。
或许看上去,并没有这么玄乎:以后世人的视角,这样纯文字的叙述方式,似乎也没啥不一样的?
那是因为,后世人的思维能力,体系构建能力,都已被更简易的符号、数字等思维工具给锻炼到了一定的熟练程度——即便题目是文字,后世人也能在看过这样一道题过后,自动在大脑生成‘x+2=y,5x+3y’的等式。
但此时的人在解这道题的时候,并不会有这样下意识的的思维体系构建,所有的过程,都需要以文字的形式展现,如‘甲物加二钱可换得乙物,故乙物可视作甲物加二钱;甲物五换得乙物三,即甲物五,换得甲物三又六钱···’
撇开其他的客观原因,真正阻碍华夏数学发展的,便是这般繁杂的运算过程。
此时张苍手中的竹简——准确地说:统计图,就是刘弘打算针对此,所做出的第一个尝试。
从九章算术第一次出现并沿用到现在,华夏数学实际上已经近乎到达了‘文字数学’可抵达的巅峰;要想让华夏数学稳步发展,而不是如历史上一般停滞不前,那从‘数学文字化’到‘数学符号化’的转变,将无可避免。
更简洁易懂的记录方式、运算方式,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精力,让那些数学造诣达到水准线,有机会促成数学发展的人有更多的时间,去探究更为深奥的问题。
——就如历史上的张苍那样,去琢磨琢磨:地球离太阳,究竟有多远呢···
只要有人愿意做这样的尝试,刘弘就会拼尽所有,保全那个人不被烧死!
即便不考虑‘为后世计’这般宏伟远大的目标,更简单的数学记录方式,也可以让政权的运转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。
试想一下:在过去秋收之后,为了将粮税记录在册并上缴国库,地方县衙几乎要花费数个月,发动大半的官吏,将每家每户的纳税额以汉字一条条记录上账本,再上交中央,中央再花十几天时间,核对完该县所送来的农税与账本是否对的上——账目上说,张三缴粮十石,就从堆积如山的粮袋中,找一只写有‘某县张三’的粮袋,称一下是否有十石那么重···
而以后,就不用这么麻烦了:地方只需要在原有的账目基础上加一条:某某人缴粮多少之后,总粮食粮达到了多少。
这样一来,中央在核查的时候,就只需要查看账本最后那一栏,汇总的总量与送来的粮食总量是否相符,就可以了。
至于账目是否有差池,中央也不用再挨个比对——就拿刘弘方才那本账本来说,只需要查看某一条账目所记录的支出,是否等于府库原存有量与现存有量之差即可。
光是从‘拿着账本找粮袋沉重’,到‘坐在办公室核算账本’的转变,就可以将行政效率提升至少八成——如果真有加减法都不会算的酒囊饭袋混入中枢,那刘弘绝对不会轻易放过!
作为一个后世人,刘弘所要追求的自然是中央集权,中央集权又需要足够的官僚数量来保证行政效率;‘财务改革’这个想法,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出现在刘弘地计划之中的。
按汉室现在的生产力,以及中央的财政状况,大范围扩编基层官员,绝非一日之功——在五年之内,刘弘能做到在不裁员的前提下,将官员待遇提升到‘不贪不拿也能活的宽裕’的程度,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。
这样一来,官僚人数的提升,就从刘弘地近期目标中排除;既然能用的官僚就这么多,刘弘也只能从官僚个体的行政效率下手,用现有的官僚,来做更多的事。
为了达成这个目的,刘弘能做的其实非常多:以纸取代竹简,推动张苍更早推行‘审计’制度,增强御史大夫对官员的审查力度等等等等。
但成本最小,耗时最短,见效最大的,就是财物改革。
毫不夸张的说,只要刘弘能做到让天下所有地方官府,都用此时张苍手上这卷竹简所记录的方式记录财务,汉室的行政效率就能肉眼可见的翻倍!
而对此时的刘弘来说,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政治成就——肉眼可见!
撇开陈平等‘德高望重’的政敌不论,刘弘十四岁的肉体年纪,就让刘弘地政治威望天生处于劣势地位。
无论刘弘做出多么有深意,多么福泽子孙的举措,舆论都会不可避免的认为:陛下年不过十四,必然想不出此等良策;此当是朝堂诸公之共谋吧?
这也算是少年皇帝们的悲哀了——臣子做错事,是皇帝没能压住场子;自己做出了成绩,又会变成臣子的功劳,皇帝能挂个名都算不错了···
但若是推行数学改革,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——舆论顶多顶多会认为,这样新奇的‘记数’方式,应该是对《九章算术》有深刻研究的张苍所提出,尤其是在未来几年,朝堂在张苍主持下推行‘审计’制度之后,这种说法的可信度将达到顶峰。
看上去,功劳还是变成了臣子的,刘弘只得一个‘虚心纳谏’之名?
实际上却并非如此。
首先,张苍一人独领功劳,与‘朝堂诸公’共谋之功,对刘弘的意义就不一样。
张苍独领,那刘弘就是知人善用;朝堂共谋,刘弘就只是被‘大势所趋’。
最主要的是——作为当事人,张苍自己心里最清楚,这件事究竟是谁的想法。
甚至基于此,将来张苍正式推行‘审计’制度时,也会潜意识的认为,‘审计’制度也并非他一人之功,而是得到了刘弘地‘启示’——作为后世人,刘弘当然会以‘先知者’的角度,改善张苍提出的审计制度,尽量将未来可能出现,或在历史上曾出现过的漏洞规避。
这样一来,张苍就不太可能如历史上那样,与身为皇帝得刘弘起龌龊了。
而和睦的君相关系,对于刘弘未来的计划而言,至关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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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如,在‘日、事、取、余’四栏之外,再加一栏‘印’,规定每一个事件过后,当值官吏需要用印,表示对该次事件,以及府库存钱余额表示认同!
这样一来,非但府库少没少钱,能通过这样一份账簿显现出来,就连钱是在什么时候少的,什么人身上出的问题,都在账簿纸上一览无余——为了保证自己不因账目而被怪罪,官员用印之前,必然会仔细核对府库存钱,以保证存钱的真实剩余量,与账本上‘余’那一栏一致!
“此宦者令奉朕谕,于省中试行之账簿,御史大夫以为如何?”
刘弘一声轻语,将张苍从惊喜中拉回现实,张苍却并没有急于作答。
稍稍按捺内心中的激荡,张苍便发现,其实刘弘所‘发明’的记账方式,与此时本有的记账方式并非全然不同,
此种新式记法中的‘日,事,取,余’四部分,除了‘余’这一项之外的三项,实际上在过去的记录方式中也同样存在。
只不过在过去,‘日,事,取’三项,被记录成了一整句陈述句,并一条条冗积在一起罢了。
理性的分析二者的区别,刘弘所拿出的这种新式记账方式,只不过是在原有的三项中加了一项‘余’,并不再以陈述句的方式记录,转而以一种···
想到这里,张苍却发现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,来形容这一种记录方式了。
“此记法,朕欲称其曰:财图。”
实际上,作为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三大文明中,以及唯一一个延续五千年的文明,华夏数学的发展程度,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间隔内,都在全世界出于大幅领先地位。
无论是方程、正负、象限等数学基础理论的提出与发现,亦或是圆周率、微积分、衰分等高等数学基础,在华夏的提出时间,都普遍领先全世界至少一千年以上!
但是,自西方所用纪年之‘公元’开始,直到满清覆灭,华夏不止科学技术发展接近停滞,就连数学,也没有再取得太大的进步;十九世纪的华夏数学,与公元前三世纪的近乎完全相同!
造成这种‘发展停滞’的原因有很多:学术学派对数学的轻视、王朝周期律导致的反复战乱,以及民间文化普及度不高等等。
但要说最主要的原因,在刘弘看来,无疑是华夏数学界,缺少一种简介清晰的数学记录方式,或者体系。
就拿此时的汉初来说,无论是方程解析,算数运算,其过程都十分接近后世小学所教的初级基础数学;但是,如果真让后世的中小学生,去看九章算术里某道题目的解析过程,那位学生绝对看不懂。
因为此时的运算过程,完全以汉字叙述的方式进行!
举个例子,后世很典型的一道二元一次方程:x=y-2,5x=3y,求x,y。
但凡上过学的人都知道,这道方程的解析过程:
x=y-2,5x=5y-10
∵5x=3y5x=5y-10
∴3y=5y-10y=5
又∵x=y-2,
∴x=3
解析式一列,运算过程简介明了。
而在此时,这样一道题,都不说运算了,光是要看懂题目,都需要费好大的力气···
——有甲、乙二物,甲物加二钱,可换得乙物;甲物五,可换乙物者三,问:甲乙二物各价几何?
且先不提此时没有标点符号这件事了,光是从这么一句文字中提炼出题干,就要求做这道题的人不止需要认字,还得具备一定的思维体系构建能力。
或许看上去,并没有这么玄乎:以后世人的视角,这样纯文字的叙述方式,似乎也没啥不一样的?
那是因为,后世人的思维能力,体系构建能力,都已被更简易的符号、数字等思维工具给锻炼到了一定的熟练程度——即便题目是文字,后世人也能在看过这样一道题过后,自动在大脑生成‘x+2=y,5x+3y’的等式。
但此时的人在解这道题的时候,并不会有这样下意识的的思维体系构建,所有的过程,都需要以文字的形式展现,如‘甲物加二钱可换得乙物,故乙物可视作甲物加二钱;甲物五换得乙物三,即甲物五,换得甲物三又六钱···’
撇开其他的客观原因,真正阻碍华夏数学发展的,便是这般繁杂的运算过程。
此时张苍手中的竹简——准确地说:统计图,就是刘弘打算针对此,所做出的第一个尝试。
从九章算术第一次出现并沿用到现在,华夏数学实际上已经近乎到达了‘文字数学’可抵达的巅峰;要想让华夏数学稳步发展,而不是如历史上一般停滞不前,那从‘数学文字化’到‘数学符号化’的转变,将无可避免。
更简洁易懂的记录方式、运算方式,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精力,让那些数学造诣达到水准线,有机会促成数学发展的人有更多的时间,去探究更为深奥的问题。
——就如历史上的张苍那样,去琢磨琢磨:地球离太阳,究竟有多远呢···
只要有人愿意做这样的尝试,刘弘就会拼尽所有,保全那个人不被烧死!
即便不考虑‘为后世计’这般宏伟远大的目标,更简单的数学记录方式,也可以让政权的运转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。
试想一下:在过去秋收之后,为了将粮税记录在册并上缴国库,地方县衙几乎要花费数个月,发动大半的官吏,将每家每户的纳税额以汉字一条条记录上账本,再上交中央,中央再花十几天时间,核对完该县所送来的农税与账本是否对的上——账目上说,张三缴粮十石,就从堆积如山的粮袋中,找一只写有‘某县张三’的粮袋,称一下是否有十石那么重···
而以后,就不用这么麻烦了:地方只需要在原有的账目基础上加一条:某某人缴粮多少之后,总粮食粮达到了多少。
这样一来,中央在核查的时候,就只需要查看账本最后那一栏,汇总的总量与送来的粮食总量是否相符,就可以了。
至于账目是否有差池,中央也不用再挨个比对——就拿刘弘方才那本账本来说,只需要查看某一条账目所记录的支出,是否等于府库原存有量与现存有量之差即可。
光是从‘拿着账本找粮袋沉重’,到‘坐在办公室核算账本’的转变,就可以将行政效率提升至少八成——如果真有加减法都不会算的酒囊饭袋混入中枢,那刘弘绝对不会轻易放过!
作为一个后世人,刘弘所要追求的自然是中央集权,中央集权又需要足够的官僚数量来保证行政效率;‘财务改革’这个想法,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出现在刘弘地计划之中的。
按汉室现在的生产力,以及中央的财政状况,大范围扩编基层官员,绝非一日之功——在五年之内,刘弘能做到在不裁员的前提下,将官员待遇提升到‘不贪不拿也能活的宽裕’的程度,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。
这样一来,官僚人数的提升,就从刘弘地近期目标中排除;既然能用的官僚就这么多,刘弘也只能从官僚个体的行政效率下手,用现有的官僚,来做更多的事。
为了达成这个目的,刘弘能做的其实非常多:以纸取代竹简,推动张苍更早推行‘审计’制度,增强御史大夫对官员的审查力度等等等等。
但成本最小,耗时最短,见效最大的,就是财物改革。
毫不夸张的说,只要刘弘能做到让天下所有地方官府,都用此时张苍手上这卷竹简所记录的方式记录财务,汉室的行政效率就能肉眼可见的翻倍!
而对此时的刘弘来说,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政治成就——肉眼可见!
撇开陈平等‘德高望重’的政敌不论,刘弘十四岁的肉体年纪,就让刘弘地政治威望天生处于劣势地位。
无论刘弘做出多么有深意,多么福泽子孙的举措,舆论都会不可避免的认为:陛下年不过十四,必然想不出此等良策;此当是朝堂诸公之共谋吧?
这也算是少年皇帝们的悲哀了——臣子做错事,是皇帝没能压住场子;自己做出了成绩,又会变成臣子的功劳,皇帝能挂个名都算不错了···
但若是推行数学改革,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——舆论顶多顶多会认为,这样新奇的‘记数’方式,应该是对《九章算术》有深刻研究的张苍所提出,尤其是在未来几年,朝堂在张苍主持下推行‘审计’制度之后,这种说法的可信度将达到顶峰。
看上去,功劳还是变成了臣子的,刘弘只得一个‘虚心纳谏’之名?
实际上却并非如此。
首先,张苍一人独领功劳,与‘朝堂诸公’共谋之功,对刘弘的意义就不一样。
张苍独领,那刘弘就是知人善用;朝堂共谋,刘弘就只是被‘大势所趋’。
最主要的是——作为当事人,张苍自己心里最清楚,这件事究竟是谁的想法。
甚至基于此,将来张苍正式推行‘审计’制度时,也会潜意识的认为,‘审计’制度也并非他一人之功,而是得到了刘弘地‘启示’——作为后世人,刘弘当然会以‘先知者’的角度,改善张苍提出的审计制度,尽量将未来可能出现,或在历史上曾出现过的漏洞规避。
这样一来,张苍就不太可能如历史上那样,与身为皇帝得刘弘起龌龊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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