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0163章 楚王拒召
未央宫内,刘弘难得等来御史大夫张苍的单独觐见。
这几日,刘弘地日子算不上太好过;或者说,刘弘地大脑不是很好过。
——今年,实在是让奉常衙门手忙脚乱的一年!
饶是刘弘对于历史有着充分认知,对于这一年即将发生的一切早有预料,但还是忍不住为这一年感到哀愁。
——撇开可能‘暴毙’的诛吕集团成员不论,汉室高层有十数位青史有名的人物,将要在今年,迎来自己寿命的终点。
齐王刘襄,将在年内死去;故皇帝太傅王陵,也已经病卧不起,时日无多;当初九卿:卫尉虫达,也顶多剩一年的寿命。
还有一些人,则已经在刘弘目睹之下,走向生命的尽头。
大约十数日前,曲周侯府便传出消息:郦商病危!
这种传言,在长安每年都能出现几十次:某某侯年纪大了,或许快要追随高皇帝而去啦~
基本可以这样说:只要某一位显赫的权贵生点小病,多躺了那么几个时辰,街头巷尾就必然会有关于该侯即将亡故的消息。
因此最开始,对于郦商将故的传闻,舆论都没太当回事——就连负责朝臣日常告假的丞相府,也没想过去亲自查证一下,郦商究竟有没有大碍。
但刘弘则是以旁观者、先知者的角度,将整个事件尽收眼底——消息传出当天晚上,曲周侯府便遣人入宫,请求刘弘派宫中太医,为郦商复诊。
须得一提的是:作为与高皇帝刘邦一同打天下,某种意义上‘同享天下’的勋臣阶级,西汉的彻侯是完全有资格,提出‘恳请陛下派太医把脉’的请求的。
而汉室对于勋臣阶级的优待,还远不止于此——如今长安东阙外的贵族聚集区:尚冠里,在最开始的时候,也并不是勋臣们的住宅区;当时,绝大多数彻侯都在长安城外选个风水宝地,或在甘泉山下买块地皮,自己兴建宅邸的。
在那个物资匮乏,高皇帝的御辇都凑不出六匹同色马的时代,尚冠里存在的意义,仅限于‘在朝会休息期间,供勋贵暂歇’的作用,类似于后世机场的‘vip休息室’。
尚冠里真正成为住宅区,是在刘邦驾崩之后,吕后以女身临朝,全面‘抢救’堪堪欲坠的汉室财政;等中央具备了一定的财务能力之后,才被吕后以收买拉拢的目的,赐给贵族们的。
而‘勋臣共享太医’的传统,则是起自开国初,宫内医者与朝臣的模糊界限——在那个萧何、曹参等巨擘都以黄老学出身而执掌大权的时代,实在没有人敢说自己的医术,是在这几位研读黄老之学数十年,水平达到登峰造极的大佬之上!
黄老学,其中心思想以黄帝、老子之学说,以阴阳调和为理论依据,去探索人世间的奥义。
至于黄老学究竟有没有探索到世界的奥秘,没有人知道;但最起码,他们对人体的探索程度相当深刻。
在古代,对于医学有一个很常用的形容词:歧黄之术。
这里的‘黄’,实际上指得就是《黄帝内经》。
而作为以黄帝、老子的思想为中心的学派,《黄帝内经》自然也在黄老学的研究范围之内。
所以在汉初,天下医术最出众的那几人,实际上恰恰便是高居庙堂,执天下大权之牛耳的黄老学巨头——萧何,曹参等人。
有如此华丽的珠玉在前,宫中其余的太医,平日实在是没有什么业务,更没有什么骄傲的资本;所以对于勋贵阶级的需求,太医们总是十分积极,不愿意放过这个难得的‘出诊’机会。
即便是在原本的历史上,汉开国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,皇帝、太后乃至于皇后,实际上都是不屑于让太医来为自己把脉治疗的——丞相便熟读黄帝内经,御史大夫就会悬丝诊脉,根本没必要去找那些‘平庸寻常’的太医。
在皇帝、太后乃至于皇后的身体出现问题时,宫中太医除了毕恭毕敬的替丞相/御史大夫/某一个身居高位的高官打下手,拿着这位大佬开出的药方把药、熬药外,就只能诊治宫内的低等嫔妃,乃至于侍女、内侍。
时日一久,太医们自然就会对出宫治疗权臣勋贵感到兴奋——即便不考虑这是难得的抱大腿之良机,能为高贵的彻侯治疗,也总比在宫内给宫女嫔妃,甚至侍女宦官治病好得多。
对此,刘氏皇帝也是持默认甚至支持态度——太医出宫医治勋贵,在有效地加深勋臣阶级对皇帝感恩之情的同时,也能彰显出皇帝对勋臣的‘看顾’。
最重要的是:通过派御医前去医治勋贵,皇帝能在施恩的同时,得到关于勋贵身体健康状况的第一手资料!
这对于掌控欲几近极限,渴望对世间万物都时刻保持洞悉的封建皇帝而言,至关重要!
作为一个菜鸟皇帝,刘弘自也是乐得维持这样一个能有效拉近君臣距离,加强皇帝与贵族阶级情感纽带的良好传统;便派了几位老太医前往曲周侯府,为郦商把脉诊断。
当时,刘弘心中便已有了大概预测:按照历史上郦商去世的时间来看,这一次,郦商或许真的很难挺过去了。
果不其然,不过数个时辰,派出去的太医团便回来了——那位与刘弘有过严重不愉快的长乐宫太医令,不止带回了‘曲周侯确实命数已尽,亡故应该就在这几日之间’的消息,还带回来一份郦商的奏疏。
——臣大限将至,却不知后嗣之中,何人可袭臣之爵;恳请陛下圣裁!
对于郦商的这个举动,刘弘略感到有些意外,却转念一想,也觉得算情理之中。
郦商这份奏疏,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——即便撇开郦商只有一个嫡子,即只此一人有资格继承曲周侯之爵这件事不谈;哪怕郦商有百八十个儿子,那由谁来继承爵位,也不是刘弘能决定的!
非但刘弘决定不了,就连郦商自己也没有选择权。
——汉承秦制,汉室的爵位继承,无论是最高一级的彻侯,还是最低一级的公士,都严格按照《汉律·爵律》所要求,必须,也只能由嫡长子继承!
若是嫡长子早夭,则由嫡次子递补;嫡次子亡故,便由嫡三子递补。
哪怕是刘弘以皇帝之身,也不能去影响哪怕最低一级的‘公士’之继承人选。
也就是说:无论是贵不可言的彻侯,还是仅仅比奴隶好一点的一级爵位:公士,该爵位都只能在死后,传给正妻所出的儿子,并且是最大的那个。
如果大儿子死了,那要提前去官府报备:原本应该继承我爵位的大儿子死了;这样,官府就会在地方保留的户籍当中,将此人的爵位第一顺位继承人,改成此人正妻所生的第二个儿子。
倘若此人与正妻无子,那无论这个人和侧室姬妾生下了多少个儿子,官府都会在此人亡故后,在公文上记录下一句:绝嗣!
这也是封建时代,尤其是汉室,对于女子生育能力极为看重,对无子的女人十分不待见的原因之一——身为妻子,却生不出儿子,那爵位就要被收回去了!
非但如此,家族传承也将直接断绝——即便不考虑爵位传承的问题,民间对于‘绝后’‘断香火’的定义,也同样是以‘有没有嫡子’为判断依据。
没有嫡子,也就等同于是绝后!
所以,为了爵位不会因为‘绝后’而被官府收回,祖宗因为‘绝后’而断了香火,民间只能将生不出孩子的女人休妻,另娶一房,争取生个有爵位继承资格、家族宗祠延续资格的‘嫡子’。
除非刘弘发起廷议,对于《爵律》做出修改或调整,并在廷议得到三读通过,不然,这种爵位继承方式,就拥有着毋庸置疑的神圣性。
也就是说,无论郦商上没上这份奏疏,曲周侯的继承者都只能是郦商的嫡长子,或者说唯一的嫡子:郦寄。
那郦商为什么还要多次一举,上这么一份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奏疏呢?
答案很简单。
虽然说,无论有没有这份奏疏,下一任曲周侯都必然是郦寄,但有了这份奏疏,郦寄的爵位来源,就发生了些许微妙的变化。
如果郦商没有上这份奏疏,那郦寄得爵,就是按照高皇帝所底定之《汉律·爵律》。合法继承爵位;而有了这份奏疏之后,郦寄得爵,就变成了‘郦商上书请求,刘弘纳议,并从郦商的‘儿子们’中,选择由郦寄继承曲周侯爵’。
诚然,这份奏疏改变不了什么;如果非说有什么被改变,那就是郦寄本就合法的继承权,得到了刘弘地背书,具备了更坚实的合法性。
刘弘却从这份奏疏中,看到了一层更深层次的含义:伏唯陛下作威作福!
郦商这份奏疏,可以总结为一句话:即便是法律规定这件事合法,但这件事,臣依旧要在得到陛下允许之后,才敢这么做!
这份奏疏,几乎等同于郦商毫无隐晦的向刘弘表示:陛下,收下臣这一片忠心吧!
只不过郦商没有说的那么明显,那么无下限罢了。
所以这份奏疏,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——郦商是想通过此举,隐晦的向刘弘示好!
对于军方威望仅次于周勃、灌婴,且丝毫不亚于柴武的郦商,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加入自己的阵营,刘弘自然满是欣喜。
——郦寄,可谓是汉室开国侯二代中的佼佼者了。
且先不论其他,光是军事素养能力,以及战斗指挥能力,汉室开国功勋二代们当中,能与郦寄相媲美的,应当只有周勃的庶子:景帝太尉周亚夫。
而郦商在重病将亡之际,留下这么一笔政治遗产给郦寄,无疑是个非常浅显的信号:曲周侯一脉,今后唯陛下马首是瞻!
虽然想不明白,一直以来都摇摆不定,在局势逐渐明了的情况下都不曾倒向自己的郦商,为什么要在将亡之际做出这样的决定,但对于这个结果,刘弘还是很满意。
——周亚夫,刘弘大概率是没有福气见识到了;若再失去景帝朝仅有的几位军事人才之一的郦寄,那刘弘将来的日子,就要难上许多。
历史上,文帝有周勃、灌婴、柴武等老将坐镇,中生代有令勉等人延续,亲信有张武、宋昌等人可用;景帝有周亚夫为帅,郦寄、栾布、韩颓当、李广为将。
这一世,即便卫霍两位天之骄子依旧可以闪耀草原,刘弘也需要数量够多、实力够看的将领过渡。
就算另外培养被历史掩埋的将领,刘弘也需要自己的将官集团,能有一半以上在历史上证明过自身的人,来保证汉室将官的整体质量。
而刘弘与文景二帝不同的是:周勃、灌婴等一干老将不可用,开国功勋中,也只有柴武还有十数年寿命,可以替刘弘撑住北方边墙的防守。
至于周亚夫,在周勃化身‘诛弘卫道士’的情况下,几乎不再有成为大将的可能——政审不过关!
至于张武、宋昌,那是刘恒的亲密心腹;薄车骑更是刘恒的母舅,几乎没有被刘弘拉入中央的可能。
韩颓当,如今估计还在匈奴茹毛饮血;李广,也不知道在北地的哪个地方晃荡···
可以说,比起历史上的文景二帝,刘弘的选择面已经被缩小了大半;对于仅剩的几位,刘弘是能争取就尽量不放弃;能拉拢就尽量不清扫的态度。
因为只有这样,才能让刘弘有充足的时间发育种田,厘清内政,再提兵北上,完成北逐匈奴的时代使命!
至于召见张苍,则是因为另外一件事了:楚王刘交,不出意外的辞绝了刘弘召其入长安的命令。
对于这位师叔祖的决定,刘弘早有预料;或者说,在得知刘交婉拒入朝长安时,刘弘可谓是长出了一口气。
——被刘弘称之为‘汉开国大佬集中死亡期’的今明二年,汉室将有一大票宗室诸侯、大臣、开国元勋亡故;而这位历史上的楚元王,就在其中。
若是这位师叔祖没有体会到召觐诏书中的暗示,真就收拾行装打算入朝长安,那刘弘就要慌乱一阵子了——万一这位师叔祖在路上出个什么差错,那刘弘可就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!
毕竟这个时代,无论是道路还是交通工具都还很原始,一路舟车劳顿,老楚王七老八十的人了,实在说不准能不能撑住这慢慢长途。
好在刘弘(刘不疑)的文学素养不错,老楚王也不愧是人精,一眼就看透了诏书中,刘弘嘴上说着要,实则很不情愿的真实意图,遂老老实实的拒绝了朝见。
理由也十分充足——老臣年逾八十,实不堪舟车之苦,万望陛下念在高皇帝之遗德,恕臣未朝之罪。
收到那封告罪书时,刘弘也不由为刘交的语言智慧感到由衷的钦佩;旋即以‘楚王、高皇帝幼季,朕之皇叔祖也;许楚王毋三岁一朝长安!’
当然,刘弘允许刘交不用再按律朝觐,与历史上文帝允许刘濞不必朝长安是两个概念——反正刘交,也活不到下一次按例朝贡长安的时候了。
刘交也是十分识趣,表示自己虽然因为年迈不能朝长安,但君臣礼数不能颠覆,所以派了几位嫡子,代替其前来朝觐。
并且,刘交的告罪书上白纸黑字写的明确:凡宗室之事,俱有次子刘郢客代替刘交,‘协助’刘弘处置。
除了这份光明正大的告罪书外,刘交还一同送来了另一份密奏:臣已交代郢客,一应事宜,俱以陛下之意为要!
当然,刘交如此无条件支持也并非没有条件:楚王太子刘辟非,于年前亡故,刘交希望次子刘郢客可以成为新的王太子;此番派其代为入朝,也有让刘弘‘考察秉性’之意。
诸侯王的继承制度,与爵位继承又有所不同——虽然如今,诸侯王的继承也同样默认以嫡长子为天然继承人,但只要嫡长子先于诸侯王死去,那继承权的判定就变得很模糊。
——因为《汉律·爵律》当中,规定的爵位继承制度,根本就没有针对诸侯王继承规则的描述!
所以,诸侯王在嫡长子,即王太子早于自己死去时,将面临一个十分尴尬的境遇:究竟由哪个嫡子继承王位?
通常情况下,对于这种个例,汉室的处理方式是召该诸侯王所有的嫡子入长安,然后在‘尽量选年纪大的’的前提下,选其中最贤惠,最安分的人为王。
但这个‘最贤惠,最安分’的判定,全然有皇帝说了算——诸侯王事,乃宗亲家事,外朝没有权利插手。
这样一来,究竟是真选个老实稳重的去继承王位,还是选个调皮捣蛋的睿智去作死,然后将来顺势废黜王国,都在皇帝一念之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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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S:历史上,郦商就死于汉文帝元年(公元前180年),具体日子无从考证(毕竟郦商又不是皇帝,能被记录哪一年死亡已经很不错了)所以这不是佐吏为了剧情而写死郦商,而是郦商确确实实要老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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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几日,刘弘地日子算不上太好过;或者说,刘弘地大脑不是很好过。
——今年,实在是让奉常衙门手忙脚乱的一年!
饶是刘弘对于历史有着充分认知,对于这一年即将发生的一切早有预料,但还是忍不住为这一年感到哀愁。
——撇开可能‘暴毙’的诛吕集团成员不论,汉室高层有十数位青史有名的人物,将要在今年,迎来自己寿命的终点。
齐王刘襄,将在年内死去;故皇帝太傅王陵,也已经病卧不起,时日无多;当初九卿:卫尉虫达,也顶多剩一年的寿命。
还有一些人,则已经在刘弘目睹之下,走向生命的尽头。
大约十数日前,曲周侯府便传出消息:郦商病危!
这种传言,在长安每年都能出现几十次:某某侯年纪大了,或许快要追随高皇帝而去啦~
基本可以这样说:只要某一位显赫的权贵生点小病,多躺了那么几个时辰,街头巷尾就必然会有关于该侯即将亡故的消息。
因此最开始,对于郦商将故的传闻,舆论都没太当回事——就连负责朝臣日常告假的丞相府,也没想过去亲自查证一下,郦商究竟有没有大碍。
但刘弘则是以旁观者、先知者的角度,将整个事件尽收眼底——消息传出当天晚上,曲周侯府便遣人入宫,请求刘弘派宫中太医,为郦商复诊。
须得一提的是:作为与高皇帝刘邦一同打天下,某种意义上‘同享天下’的勋臣阶级,西汉的彻侯是完全有资格,提出‘恳请陛下派太医把脉’的请求的。
而汉室对于勋臣阶级的优待,还远不止于此——如今长安东阙外的贵族聚集区:尚冠里,在最开始的时候,也并不是勋臣们的住宅区;当时,绝大多数彻侯都在长安城外选个风水宝地,或在甘泉山下买块地皮,自己兴建宅邸的。
在那个物资匮乏,高皇帝的御辇都凑不出六匹同色马的时代,尚冠里存在的意义,仅限于‘在朝会休息期间,供勋贵暂歇’的作用,类似于后世机场的‘vip休息室’。
尚冠里真正成为住宅区,是在刘邦驾崩之后,吕后以女身临朝,全面‘抢救’堪堪欲坠的汉室财政;等中央具备了一定的财务能力之后,才被吕后以收买拉拢的目的,赐给贵族们的。
而‘勋臣共享太医’的传统,则是起自开国初,宫内医者与朝臣的模糊界限——在那个萧何、曹参等巨擘都以黄老学出身而执掌大权的时代,实在没有人敢说自己的医术,是在这几位研读黄老之学数十年,水平达到登峰造极的大佬之上!
黄老学,其中心思想以黄帝、老子之学说,以阴阳调和为理论依据,去探索人世间的奥义。
至于黄老学究竟有没有探索到世界的奥秘,没有人知道;但最起码,他们对人体的探索程度相当深刻。
在古代,对于医学有一个很常用的形容词:歧黄之术。
这里的‘黄’,实际上指得就是《黄帝内经》。
而作为以黄帝、老子的思想为中心的学派,《黄帝内经》自然也在黄老学的研究范围之内。
所以在汉初,天下医术最出众的那几人,实际上恰恰便是高居庙堂,执天下大权之牛耳的黄老学巨头——萧何,曹参等人。
有如此华丽的珠玉在前,宫中其余的太医,平日实在是没有什么业务,更没有什么骄傲的资本;所以对于勋贵阶级的需求,太医们总是十分积极,不愿意放过这个难得的‘出诊’机会。
即便是在原本的历史上,汉开国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,皇帝、太后乃至于皇后,实际上都是不屑于让太医来为自己把脉治疗的——丞相便熟读黄帝内经,御史大夫就会悬丝诊脉,根本没必要去找那些‘平庸寻常’的太医。
在皇帝、太后乃至于皇后的身体出现问题时,宫中太医除了毕恭毕敬的替丞相/御史大夫/某一个身居高位的高官打下手,拿着这位大佬开出的药方把药、熬药外,就只能诊治宫内的低等嫔妃,乃至于侍女、内侍。
时日一久,太医们自然就会对出宫治疗权臣勋贵感到兴奋——即便不考虑这是难得的抱大腿之良机,能为高贵的彻侯治疗,也总比在宫内给宫女嫔妃,甚至侍女宦官治病好得多。
对此,刘氏皇帝也是持默认甚至支持态度——太医出宫医治勋贵,在有效地加深勋臣阶级对皇帝感恩之情的同时,也能彰显出皇帝对勋臣的‘看顾’。
最重要的是:通过派御医前去医治勋贵,皇帝能在施恩的同时,得到关于勋贵身体健康状况的第一手资料!
这对于掌控欲几近极限,渴望对世间万物都时刻保持洞悉的封建皇帝而言,至关重要!
作为一个菜鸟皇帝,刘弘自也是乐得维持这样一个能有效拉近君臣距离,加强皇帝与贵族阶级情感纽带的良好传统;便派了几位老太医前往曲周侯府,为郦商把脉诊断。
当时,刘弘心中便已有了大概预测:按照历史上郦商去世的时间来看,这一次,郦商或许真的很难挺过去了。
果不其然,不过数个时辰,派出去的太医团便回来了——那位与刘弘有过严重不愉快的长乐宫太医令,不止带回了‘曲周侯确实命数已尽,亡故应该就在这几日之间’的消息,还带回来一份郦商的奏疏。
——臣大限将至,却不知后嗣之中,何人可袭臣之爵;恳请陛下圣裁!
对于郦商的这个举动,刘弘略感到有些意外,却转念一想,也觉得算情理之中。
郦商这份奏疏,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——即便撇开郦商只有一个嫡子,即只此一人有资格继承曲周侯之爵这件事不谈;哪怕郦商有百八十个儿子,那由谁来继承爵位,也不是刘弘能决定的!
非但刘弘决定不了,就连郦商自己也没有选择权。
——汉承秦制,汉室的爵位继承,无论是最高一级的彻侯,还是最低一级的公士,都严格按照《汉律·爵律》所要求,必须,也只能由嫡长子继承!
若是嫡长子早夭,则由嫡次子递补;嫡次子亡故,便由嫡三子递补。
哪怕是刘弘以皇帝之身,也不能去影响哪怕最低一级的‘公士’之继承人选。
也就是说:无论是贵不可言的彻侯,还是仅仅比奴隶好一点的一级爵位:公士,该爵位都只能在死后,传给正妻所出的儿子,并且是最大的那个。
如果大儿子死了,那要提前去官府报备:原本应该继承我爵位的大儿子死了;这样,官府就会在地方保留的户籍当中,将此人的爵位第一顺位继承人,改成此人正妻所生的第二个儿子。
倘若此人与正妻无子,那无论这个人和侧室姬妾生下了多少个儿子,官府都会在此人亡故后,在公文上记录下一句:绝嗣!
这也是封建时代,尤其是汉室,对于女子生育能力极为看重,对无子的女人十分不待见的原因之一——身为妻子,却生不出儿子,那爵位就要被收回去了!
非但如此,家族传承也将直接断绝——即便不考虑爵位传承的问题,民间对于‘绝后’‘断香火’的定义,也同样是以‘有没有嫡子’为判断依据。
没有嫡子,也就等同于是绝后!
所以,为了爵位不会因为‘绝后’而被官府收回,祖宗因为‘绝后’而断了香火,民间只能将生不出孩子的女人休妻,另娶一房,争取生个有爵位继承资格、家族宗祠延续资格的‘嫡子’。
除非刘弘发起廷议,对于《爵律》做出修改或调整,并在廷议得到三读通过,不然,这种爵位继承方式,就拥有着毋庸置疑的神圣性。
也就是说,无论郦商上没上这份奏疏,曲周侯的继承者都只能是郦商的嫡长子,或者说唯一的嫡子:郦寄。
那郦商为什么还要多次一举,上这么一份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奏疏呢?
答案很简单。
虽然说,无论有没有这份奏疏,下一任曲周侯都必然是郦寄,但有了这份奏疏,郦寄的爵位来源,就发生了些许微妙的变化。
如果郦商没有上这份奏疏,那郦寄得爵,就是按照高皇帝所底定之《汉律·爵律》。合法继承爵位;而有了这份奏疏之后,郦寄得爵,就变成了‘郦商上书请求,刘弘纳议,并从郦商的‘儿子们’中,选择由郦寄继承曲周侯爵’。
诚然,这份奏疏改变不了什么;如果非说有什么被改变,那就是郦寄本就合法的继承权,得到了刘弘地背书,具备了更坚实的合法性。
刘弘却从这份奏疏中,看到了一层更深层次的含义:伏唯陛下作威作福!
郦商这份奏疏,可以总结为一句话:即便是法律规定这件事合法,但这件事,臣依旧要在得到陛下允许之后,才敢这么做!
这份奏疏,几乎等同于郦商毫无隐晦的向刘弘表示:陛下,收下臣这一片忠心吧!
只不过郦商没有说的那么明显,那么无下限罢了。
所以这份奏疏,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——郦商是想通过此举,隐晦的向刘弘示好!
对于军方威望仅次于周勃、灌婴,且丝毫不亚于柴武的郦商,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加入自己的阵营,刘弘自然满是欣喜。
——郦寄,可谓是汉室开国侯二代中的佼佼者了。
且先不论其他,光是军事素养能力,以及战斗指挥能力,汉室开国功勋二代们当中,能与郦寄相媲美的,应当只有周勃的庶子:景帝太尉周亚夫。
而郦商在重病将亡之际,留下这么一笔政治遗产给郦寄,无疑是个非常浅显的信号:曲周侯一脉,今后唯陛下马首是瞻!
虽然想不明白,一直以来都摇摆不定,在局势逐渐明了的情况下都不曾倒向自己的郦商,为什么要在将亡之际做出这样的决定,但对于这个结果,刘弘还是很满意。
——周亚夫,刘弘大概率是没有福气见识到了;若再失去景帝朝仅有的几位军事人才之一的郦寄,那刘弘将来的日子,就要难上许多。
历史上,文帝有周勃、灌婴、柴武等老将坐镇,中生代有令勉等人延续,亲信有张武、宋昌等人可用;景帝有周亚夫为帅,郦寄、栾布、韩颓当、李广为将。
这一世,即便卫霍两位天之骄子依旧可以闪耀草原,刘弘也需要数量够多、实力够看的将领过渡。
就算另外培养被历史掩埋的将领,刘弘也需要自己的将官集团,能有一半以上在历史上证明过自身的人,来保证汉室将官的整体质量。
而刘弘与文景二帝不同的是:周勃、灌婴等一干老将不可用,开国功勋中,也只有柴武还有十数年寿命,可以替刘弘撑住北方边墙的防守。
至于周亚夫,在周勃化身‘诛弘卫道士’的情况下,几乎不再有成为大将的可能——政审不过关!
至于张武、宋昌,那是刘恒的亲密心腹;薄车骑更是刘恒的母舅,几乎没有被刘弘拉入中央的可能。
韩颓当,如今估计还在匈奴茹毛饮血;李广,也不知道在北地的哪个地方晃荡···
可以说,比起历史上的文景二帝,刘弘的选择面已经被缩小了大半;对于仅剩的几位,刘弘是能争取就尽量不放弃;能拉拢就尽量不清扫的态度。
因为只有这样,才能让刘弘有充足的时间发育种田,厘清内政,再提兵北上,完成北逐匈奴的时代使命!
至于召见张苍,则是因为另外一件事了:楚王刘交,不出意外的辞绝了刘弘召其入长安的命令。
对于这位师叔祖的决定,刘弘早有预料;或者说,在得知刘交婉拒入朝长安时,刘弘可谓是长出了一口气。
——被刘弘称之为‘汉开国大佬集中死亡期’的今明二年,汉室将有一大票宗室诸侯、大臣、开国元勋亡故;而这位历史上的楚元王,就在其中。
若是这位师叔祖没有体会到召觐诏书中的暗示,真就收拾行装打算入朝长安,那刘弘就要慌乱一阵子了——万一这位师叔祖在路上出个什么差错,那刘弘可就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!
毕竟这个时代,无论是道路还是交通工具都还很原始,一路舟车劳顿,老楚王七老八十的人了,实在说不准能不能撑住这慢慢长途。
好在刘弘(刘不疑)的文学素养不错,老楚王也不愧是人精,一眼就看透了诏书中,刘弘嘴上说着要,实则很不情愿的真实意图,遂老老实实的拒绝了朝见。
理由也十分充足——老臣年逾八十,实不堪舟车之苦,万望陛下念在高皇帝之遗德,恕臣未朝之罪。
收到那封告罪书时,刘弘也不由为刘交的语言智慧感到由衷的钦佩;旋即以‘楚王、高皇帝幼季,朕之皇叔祖也;许楚王毋三岁一朝长安!’
当然,刘弘允许刘交不用再按律朝觐,与历史上文帝允许刘濞不必朝长安是两个概念——反正刘交,也活不到下一次按例朝贡长安的时候了。
刘交也是十分识趣,表示自己虽然因为年迈不能朝长安,但君臣礼数不能颠覆,所以派了几位嫡子,代替其前来朝觐。
并且,刘交的告罪书上白纸黑字写的明确:凡宗室之事,俱有次子刘郢客代替刘交,‘协助’刘弘处置。
除了这份光明正大的告罪书外,刘交还一同送来了另一份密奏:臣已交代郢客,一应事宜,俱以陛下之意为要!
当然,刘交如此无条件支持也并非没有条件:楚王太子刘辟非,于年前亡故,刘交希望次子刘郢客可以成为新的王太子;此番派其代为入朝,也有让刘弘‘考察秉性’之意。
诸侯王的继承制度,与爵位继承又有所不同——虽然如今,诸侯王的继承也同样默认以嫡长子为天然继承人,但只要嫡长子先于诸侯王死去,那继承权的判定就变得很模糊。
——因为《汉律·爵律》当中,规定的爵位继承制度,根本就没有针对诸侯王继承规则的描述!
所以,诸侯王在嫡长子,即王太子早于自己死去时,将面临一个十分尴尬的境遇:究竟由哪个嫡子继承王位?
通常情况下,对于这种个例,汉室的处理方式是召该诸侯王所有的嫡子入长安,然后在‘尽量选年纪大的’的前提下,选其中最贤惠,最安分的人为王。
但这个‘最贤惠,最安分’的判定,全然有皇帝说了算——诸侯王事,乃宗亲家事,外朝没有权利插手。
这样一来,究竟是真选个老实稳重的去继承王位,还是选个调皮捣蛋的睿智去作死,然后将来顺势废黜王国,都在皇帝一念之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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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S:历史上,郦商就死于汉文帝元年(公元前180年),具体日子无从考证(毕竟郦商又不是皇帝,能被记录哪一年死亡已经很不错了)所以这不是佐吏为了剧情而写死郦商,而是郦商确确实实要老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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