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0170章 粮价保护
翌日,每月初一十五例行的朔望朝,刘弘的御驾回到久违的宣室殿,举行这次略有些特殊的朔望朝。
按道理来说,朔望朝‘凡在京六百石以上、爵关内侯以上者俱与会’的特性,注定了其会议性质——大放嘴炮,聊些虚无缥缈的礼教,以及类似‘请陛下重礼教’‘请陛下重孝道’的键盘政治会议。
但在刘弘逐步掌权之后,刘弘有意无意的引导,以及接连发生重大政治事件的背景下,汉室的朔望朝,已经逐渐脱离其‘嘴炮大会’得本质,而是向着重大决策发布会的方向迈进。
这就使得原本轻松惬意,朝臣勋贵与同僚笑谈几句,低级官僚和透明侯爵在皇帝眼前混个脸熟,找点存在感的会议氛围,逐渐变的更为严肃。
拿今天的朔望朝来说,撇开那些计划外的偶然因素,以及例行的‘请陛下巴拉巴拉’的嘴炮环节,光是已经列入朝会议程的内容,就已经足够将这场清晨开始的朝会,拖到日暮才结束。
摸摸稍凸起的腹部,刘弘清了清嗓,便照例开启了朔望朝的程序:“谚曰:偏听则信,兼听则明。”
“今日朔望朝,还请诸公卿曹畅所欲言,直言吾汉家朝政失当、谬误,亦或遗漏之处,朕当躬闻,以正视听。”
殿内众人自是大礼参拜:“今陛下广开言路,以正朝纲,实天下之大幸···”
紧接着,就是身为‘亚相’的御史大夫张苍出班,代替今日告病的陈平发言:“御史大夫臣苍昧死百拜,以奏陛下:夕太祖高皇帝广授民田爵,以彰劝耕之意;吾汉家以农为本,亦乃太祖高皇帝底定之国本。”
“今时值初春,春耕将近,然民多荒废田亩,以商贾末业牟利,市集吏亦无所作为,坐视民以农籍行商贾事;长此以往,臣恐动摇国本,民风向恶。”
对于张苍所言,刘弘自是早有腹稿——正常情况下,无论是朔望朝,还是常朝所提出的内容,实际上都很少有大臣一拍脑袋,就直接摆在皇帝或朝堂面前的。
就像今天,张苍重提汉室‘重本若末,以正民风’的国策,实际上早在几日前,就已经以书面形式汇报过刘弘,并得到了首肯。
至于为什么要在如今这种内忧外患聚集,政局不稳的时间点,提出这样一个有些嘴炮性质的言论,则是因为开春之后,长安乃至于整个关中,都掀起了一阵歪风!
关中粮价,自然是在刘弘的经济+专政的双重威胁中稳定下来,但之后的专项统计,却让朝堂为之默然——饶是已有心理准备的刘弘,也是被一个个冰冷的数字刺痛了眼睛。
在内吏以及御史大夫采风团双重统计下,关中此次粮价鼎沸,直接导致了至少一万关中百姓死亡!
这还不是主要的——在汉室如今相对稳定的内部环境下,被活活饿死的概率实际上很低;就算委身为奴,也不至于被饿死。
真正让刘弘心如刀绞的,正是那些相对聪明,为了活命而将自己卖为奴隶的人——从冬十月到春二月初一,短短四个月之内,内史的户籍当中,就有超过三万户自耕农消失!
仅仅是一次时长不超过两个月的‘粮荒’,就让老刘家的基本盘:关中,失去了将近三十分之一的铁杆拥护者——自耕农阶级!
换而言之,只要这样的事件再发生三十次,理论上,老刘家就将失去整个关中的拥护!
实际上,根本不用三十次——只要再有三到四次,关中出现超过一成的农户破产为奴的局面,刘汉政权的根基就将被动摇!
这让刘弘辗转无眠,即便是在匈奴使团将至之时,都寝食难安。
紧接着,御史大夫属下的采风团,就从关中各地带回了一则让刘弘更紧张的消息:关中市井多言:耕作一岁,去税赋口粮,所得不过粟米百石,折钱不足万;粮价一朝鼎沸,民一年之所得,易粮者不过二十石!
然做工,男子日得钱五十,食宿勿钱,年可得钱逾二万;一户五口,年得钱十万,一朝而为中产之家!
这让刘弘顿时高度警惕起来——这种言论,在民间的认可度还不低!
到这时,刘弘才意识到:关中这次粮价动荡,只怕在原本的历史上也同样发生过。
因为文帝登基第一时间,任命宋昌、张武等亲信掌控宫禁之后,紧接着就下达了‘许民弛山泽’令!
而后的几十年,底层百姓因为山川的开放而保障了基本生活,逐渐富庶;更是有数之不尽的豪商巨贾,借着《许民弛山泽令》的附属条款:《废关税令》,而得到蓬勃发展。
关东诸侯,如吴王刘濞者,更是借此烧山开铜以铸钱,将原本边地沼池的吴地,开发成了景帝朝时富甲天下,财富仅次于齐国的富庶之地。
刘弘原本以为,历史上的文帝,是想在登基之后得到百姓拥护,确保自己皇位的稳定,才下达了这个看似惠及底层百姓,实则利及地方豪强、关东诸侯的律令。
现在来看,倒是刘弘小瞧古人的智慧了——对《许民弛山泽令》所能造成的结果,历史上的文帝只怕知之甚详!
但最终,文帝还是做出了这个明显弊大于利的举动,究其原因,刘弘如今面临的局面,或许就可以解答。
——如果刘弘所料未差,历史上刘恒即位之后,关中同样发生了粮价的波动,而如今汉室出现的‘农不如贾’之言论,只怕在历史上也同样摆在了刘恒面前。
面对关中百姓的不满、王刘襄为首的关东诸侯对刘恒继承皇位的不服,以及朝堂权臣掌权,边墙外豺狼环伺的局面,刘恒最终选择以《许民弛山泽令》来稳住关中百姓,废除关税收买地方豪强,以开矿权堵住关东诸侯的嘴,将所有注意力集中在了针对陈平、周勃等权臣的政治博弈之上。
按当时的政治背景来看,刘恒的决定未必是最正确的,但无疑算得上明智——在绊倒权臣势力之后,刘恒以起帝陵的名义,广迁天下地方豪强入关中,将野蛮生长十数年的豪商巨贾一镰刀割走!
因为开矿权而富庶强大,并逐步呈现反状的关东诸侯,刘恒则没能在有生之年处理完毕,遂将此事交到了继任者:景帝刘启之手。
不严谨的说,《许民弛山泽令》的后遗症,足足花了文、景两代皇帝的时间,才勉强给收拾干净。
这一世刘弘面临的局面,无疑比历史上的文帝好很多。
让关中百姓心怀不满的粮价波动,被刘弘以强制手段扭转了回来,虽然最终结果依旧触目惊心,但借着这件事,刘弘也狠狠捞了一把民望。
刘恒不惜付出‘放任地方豪强势力、关东诸侯割据势力野蛮增长’的代价,集中全部精力对付的陈平、周勃等人,也在高庙事件之后逐渐处于下风。
最主要的一点:刘弘根正苗红,皇位来源合理合法!
刘弘根本不用像历史上的文帝那样,为了堵住关东诸侯的嘴,而下一局耗时二十多年的棋,沦落到最后的杀招,还要让儿子替自己下的地步。
如此说来,摆在刘弘面前的问题,实际上就只剩一个:百姓对于农耕的不信任,以及商业利益的向往,究竟应该如何处理?
在最初发现粮价问题时,刘弘还未看透其中的利害关系,本能的想到了在历史上证明过其可行性的《许民弛山泽令》。
但对如今的刘弘而言,完全不需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——无论是地方豪强势力,还是诸侯割据势力,都是刘弘未来要重点打压的群体!
如今,刘弘既不需要在陈平、周勃等权臣面前太过于示弱,也不需要为了皇统而收买诸侯,只要做到让粮价长久稳定,问题就将得到完美解决!
筹谋已久的粮食保护价政策,再度出现在了刘弘的脑海中。
想到这里,刘弘便向朝班左侧的田叔点了点头,旋即朗声道:“御史大夫所言,朕深以为然。”
“吾汉家以农为本,以商为末;太祖高皇帝曾明令:贾人不得衣丝乘车,便乃强本弱末,劝民勤耕之意。”
“然今百姓民多有不耕之心,本末倒置,舍耕粟而逐贾利,此纲常颠覆,民风败坏之预兆也,朕甚惶恐!”
说着,刘弘面色逐渐严肃起来:“朕广发御史于关中采风,方知民之所忧者,乃粮价起伏不定,谷贱伤农,谷贵害农。”
“今日朔望朝,便就此事一议;诸公皆闻名天下之贤达栋梁,必可教朕以明!”
见刘弘郑重一拜,殿内众人也是次序起身,齐身回拜:“承蒙陛下不弃,以为佐政之臣,臣等战战兢兢,不敢负陛下所望也···”
话是这么说,但真要说能针对此事,提出什么有价值的建议,那就是为难这些西元前,思维被局限的满堂人杰了。
谷贱伤农,谷贵害农;这个说法虽然是第一次出现,但类似的问题,早在战国时便已经出现,并引起诸子百家的思考了。
粮价低了,农民收获的粮食卖不出去钱;粮价高了,农民更是可能吃不起自己种的粮食!
实际上,这是粮价波动问题,第三次出现在汉室的廷议之中了。
第一次,是高祖刘邦还未称帝,仍为汉王之时,楚汉对峙与荥阳,天下粮价鼎沸,米石万钱!
掌握着秦督道粮仓的宣曲任氏趁此良机,赚下了亿万身家;而在督道外不远处的汉营,刘邦和沛县子弟、关中子弟,则都饿着肚子,对督道仓堆积如山的米粮狂咽口水。
此事,对刘邦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冲击;楚汉争霸结束之后,刘邦就首次就粮价问题,提出了‘设定上限’的计划。
但此事,最终却不了了之;此事的内由也成为了不解之谜。
第二次,仍旧是在太祖一朝,刘邦发行面值十二铢的三铢钱,天下经济秩序轰然崩塌,粮价再次突破天际,涨到了四千钱一石!
这一次,粮价问题仍旧只是被刘邦提了一嘴,曹参等开国功臣默默无闻,之后刘邦驾崩,吕后发行八铢钱而宣告结束。
今天,刘弘再一次提出了粮价的问题,并且极为严肃的表示此事,一定要拿出一个解决方案!
表面上看,粮价问题这一次提出,与前两次相比根本不算什么——楚汉争霸那一次,粮价问题直接导致了汉军军粮无法筹齐,最终只能反复围三缺一,以淮阴侯十面埋伏的战术,将楚军一点点蚕食殆尽。
第二次更是触目惊心——关中大地,天子脚下,都出现了民易子相食的惨剧!
相较于那两次,这一回的粮价波动着实算不上什么大事——最高不过五百钱,这价格要放到开国初,民众得乐死!
而且粮价的波动,也是朝臣勋贵,尤其是以封国产出为主要收入的高级彻侯勋贵,所能获利的重要手段——彻侯封邑所得,与朝廷所得粮税一样,是粮食!
拿食邑九千户的周勃来说,绛侯侯国一年租税所得,便是将近十五万石粟米。
这批粮食,若是在寻常事日卖出,石不过八十五钱,总共也就一百三十万钱左右。
可要是在前段时间那样的价格,以每石将近五百钱卖出,那就价值六百五十万钱!
对于粮价的‘暴跌’,无论是以俸禄为主要收入的朝臣,亦或是以封国租税为收入的勋贵,都早已心怀不满了——开国时,粮价几千钱一石,二千石俸禄,那就是几百上千万钱!
现在?
问问食禄万石的丞相陈平,一年的俸禄能有多少钱?
四千二百石粟米,价值不超过四十万钱!
即便是秩中二千石的九卿,年俸禄也不过2160石,得钱不过二十万!
要是不靠粮价波动多换些钱,哪怕是当朝九卿,也很难维持在长安的体面生活。
所以,粮价波动最大的受益者,实际上就是手握权力,可以控制粮价波动的朝臣——整个官僚阶级,就是粮价波动的利益集团!
这从殿内闭口闭眼,纷纷羡慕闭目养神状态的朝臣勋贵,尤其是食邑将近万石的周勃、灌婴等人的面色就可以看出。
对此,刘弘早有心理准备,也早就有了解决办法。
“少府臣叔,谨奏陛下。”
漫长的寂静,在田叔突兀的出班纳拜中宣告终结。
看着田叔缓缓取出一卷竹简,刘弘略有些失望的扫视着殿内众人,无奈的摇头叹息起来。
田叔,是刘弘准备的托。
准确的说,是刘弘为了最差的结果,而准备的应急方案。
但在粮价这种切身关切到百姓利益,关系到国家稳定的问题上,这满堂人杰,自诩为栋梁之材的掌权者,都选择为了个人利益装鸵鸟;刘弘最后的预防措施,在议题的最开头,就被逼了出来。
这让刘弘有些不喜,却也并没有因此感到压力,或对粮食保护价政策的前景感到悲观。
因为名为九卿的少府,完全孤立与整个政治中枢之外,完全不用对包括丞相在内的朝堂负责!
只见田叔缓缓摊开手中竹简,在刘弘满是淡然的目光中,将那篇名策论娓娓道出。
随着田叔的声音一点点传到宣室殿的每一个角落,殿内朝臣、勋贵终于从‘闭关冥想’的状态中走出,面色郑重的品味着策论暗含的信息。
撇开田叔引经据典,从百家学说中寻找的理论依据不谈,这篇疏奏的中心思想其实很简单:宏观调控。
田叔的话说的也十分漂亮:为了保证少府能在禁中需要时,提供足够的物资,田叔提议在今后,少府以每石八十钱的价格,不限时不限量收购粟米。
于此同时,为了避免存粮变质,少府将以每石八十五钱的价格,不限时不限量出售陈年旧米。
话一出口,殿内数百朝臣勋贵顿时交头接耳起来,纷纷谈论起此事若成行,将会带来怎样的改变。
看着殿内惊慌失措得朝臣勋贵,刘弘稍有些得意地昂起头:“诸公以为,少府所言,可否为良策?”
即便撇开朝臣在粮价波动上的利益立场,从客观角度分析,避免粮价波动,也不是西元前的朝臣所能解决的。
在时代局限性,以及黄老学执政,奉行‘法无禁止则无咎’的大背景下,在面对粮价波动问题时,朝臣的思维普遍停留在‘法律又没有限制商人卖粮的价格,如何去怪罪?’的程度。
若是刘弘顺着这个逻辑,发行一部为粮食价格设定上下限的法律,那身为获利群体的朝臣百官,勋贵彻侯阶级,都会默认这部律法不存在。
——再也没有人,比官僚更懂得如何规避法律风险,寻找法律漏洞了。
比如说,刘弘规定粟米价格不能超过九十钱,那朝臣勋贵完全可以通过捆绑销售,来规避法律风险:一石粟米加一根干草,卖两百钱!
不买?
那我还不卖了呢!
刘弘也不可能制定一条法律:只要有人买粮,就必须卖!不能拒售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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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道理来说,朔望朝‘凡在京六百石以上、爵关内侯以上者俱与会’的特性,注定了其会议性质——大放嘴炮,聊些虚无缥缈的礼教,以及类似‘请陛下重礼教’‘请陛下重孝道’的键盘政治会议。
但在刘弘逐步掌权之后,刘弘有意无意的引导,以及接连发生重大政治事件的背景下,汉室的朔望朝,已经逐渐脱离其‘嘴炮大会’得本质,而是向着重大决策发布会的方向迈进。
这就使得原本轻松惬意,朝臣勋贵与同僚笑谈几句,低级官僚和透明侯爵在皇帝眼前混个脸熟,找点存在感的会议氛围,逐渐变的更为严肃。
拿今天的朔望朝来说,撇开那些计划外的偶然因素,以及例行的‘请陛下巴拉巴拉’的嘴炮环节,光是已经列入朝会议程的内容,就已经足够将这场清晨开始的朝会,拖到日暮才结束。
摸摸稍凸起的腹部,刘弘清了清嗓,便照例开启了朔望朝的程序:“谚曰:偏听则信,兼听则明。”
“今日朔望朝,还请诸公卿曹畅所欲言,直言吾汉家朝政失当、谬误,亦或遗漏之处,朕当躬闻,以正视听。”
殿内众人自是大礼参拜:“今陛下广开言路,以正朝纲,实天下之大幸···”
紧接着,就是身为‘亚相’的御史大夫张苍出班,代替今日告病的陈平发言:“御史大夫臣苍昧死百拜,以奏陛下:夕太祖高皇帝广授民田爵,以彰劝耕之意;吾汉家以农为本,亦乃太祖高皇帝底定之国本。”
“今时值初春,春耕将近,然民多荒废田亩,以商贾末业牟利,市集吏亦无所作为,坐视民以农籍行商贾事;长此以往,臣恐动摇国本,民风向恶。”
对于张苍所言,刘弘自是早有腹稿——正常情况下,无论是朔望朝,还是常朝所提出的内容,实际上都很少有大臣一拍脑袋,就直接摆在皇帝或朝堂面前的。
就像今天,张苍重提汉室‘重本若末,以正民风’的国策,实际上早在几日前,就已经以书面形式汇报过刘弘,并得到了首肯。
至于为什么要在如今这种内忧外患聚集,政局不稳的时间点,提出这样一个有些嘴炮性质的言论,则是因为开春之后,长安乃至于整个关中,都掀起了一阵歪风!
关中粮价,自然是在刘弘的经济+专政的双重威胁中稳定下来,但之后的专项统计,却让朝堂为之默然——饶是已有心理准备的刘弘,也是被一个个冰冷的数字刺痛了眼睛。
在内吏以及御史大夫采风团双重统计下,关中此次粮价鼎沸,直接导致了至少一万关中百姓死亡!
这还不是主要的——在汉室如今相对稳定的内部环境下,被活活饿死的概率实际上很低;就算委身为奴,也不至于被饿死。
真正让刘弘心如刀绞的,正是那些相对聪明,为了活命而将自己卖为奴隶的人——从冬十月到春二月初一,短短四个月之内,内史的户籍当中,就有超过三万户自耕农消失!
仅仅是一次时长不超过两个月的‘粮荒’,就让老刘家的基本盘:关中,失去了将近三十分之一的铁杆拥护者——自耕农阶级!
换而言之,只要这样的事件再发生三十次,理论上,老刘家就将失去整个关中的拥护!
实际上,根本不用三十次——只要再有三到四次,关中出现超过一成的农户破产为奴的局面,刘汉政权的根基就将被动摇!
这让刘弘辗转无眠,即便是在匈奴使团将至之时,都寝食难安。
紧接着,御史大夫属下的采风团,就从关中各地带回了一则让刘弘更紧张的消息:关中市井多言:耕作一岁,去税赋口粮,所得不过粟米百石,折钱不足万;粮价一朝鼎沸,民一年之所得,易粮者不过二十石!
然做工,男子日得钱五十,食宿勿钱,年可得钱逾二万;一户五口,年得钱十万,一朝而为中产之家!
这让刘弘顿时高度警惕起来——这种言论,在民间的认可度还不低!
到这时,刘弘才意识到:关中这次粮价动荡,只怕在原本的历史上也同样发生过。
因为文帝登基第一时间,任命宋昌、张武等亲信掌控宫禁之后,紧接着就下达了‘许民弛山泽’令!
而后的几十年,底层百姓因为山川的开放而保障了基本生活,逐渐富庶;更是有数之不尽的豪商巨贾,借着《许民弛山泽令》的附属条款:《废关税令》,而得到蓬勃发展。
关东诸侯,如吴王刘濞者,更是借此烧山开铜以铸钱,将原本边地沼池的吴地,开发成了景帝朝时富甲天下,财富仅次于齐国的富庶之地。
刘弘原本以为,历史上的文帝,是想在登基之后得到百姓拥护,确保自己皇位的稳定,才下达了这个看似惠及底层百姓,实则利及地方豪强、关东诸侯的律令。
现在来看,倒是刘弘小瞧古人的智慧了——对《许民弛山泽令》所能造成的结果,历史上的文帝只怕知之甚详!
但最终,文帝还是做出了这个明显弊大于利的举动,究其原因,刘弘如今面临的局面,或许就可以解答。
——如果刘弘所料未差,历史上刘恒即位之后,关中同样发生了粮价的波动,而如今汉室出现的‘农不如贾’之言论,只怕在历史上也同样摆在了刘恒面前。
面对关中百姓的不满、王刘襄为首的关东诸侯对刘恒继承皇位的不服,以及朝堂权臣掌权,边墙外豺狼环伺的局面,刘恒最终选择以《许民弛山泽令》来稳住关中百姓,废除关税收买地方豪强,以开矿权堵住关东诸侯的嘴,将所有注意力集中在了针对陈平、周勃等权臣的政治博弈之上。
按当时的政治背景来看,刘恒的决定未必是最正确的,但无疑算得上明智——在绊倒权臣势力之后,刘恒以起帝陵的名义,广迁天下地方豪强入关中,将野蛮生长十数年的豪商巨贾一镰刀割走!
因为开矿权而富庶强大,并逐步呈现反状的关东诸侯,刘恒则没能在有生之年处理完毕,遂将此事交到了继任者:景帝刘启之手。
不严谨的说,《许民弛山泽令》的后遗症,足足花了文、景两代皇帝的时间,才勉强给收拾干净。
这一世刘弘面临的局面,无疑比历史上的文帝好很多。
让关中百姓心怀不满的粮价波动,被刘弘以强制手段扭转了回来,虽然最终结果依旧触目惊心,但借着这件事,刘弘也狠狠捞了一把民望。
刘恒不惜付出‘放任地方豪强势力、关东诸侯割据势力野蛮增长’的代价,集中全部精力对付的陈平、周勃等人,也在高庙事件之后逐渐处于下风。
最主要的一点:刘弘根正苗红,皇位来源合理合法!
刘弘根本不用像历史上的文帝那样,为了堵住关东诸侯的嘴,而下一局耗时二十多年的棋,沦落到最后的杀招,还要让儿子替自己下的地步。
如此说来,摆在刘弘面前的问题,实际上就只剩一个:百姓对于农耕的不信任,以及商业利益的向往,究竟应该如何处理?
在最初发现粮价问题时,刘弘还未看透其中的利害关系,本能的想到了在历史上证明过其可行性的《许民弛山泽令》。
但对如今的刘弘而言,完全不需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——无论是地方豪强势力,还是诸侯割据势力,都是刘弘未来要重点打压的群体!
如今,刘弘既不需要在陈平、周勃等权臣面前太过于示弱,也不需要为了皇统而收买诸侯,只要做到让粮价长久稳定,问题就将得到完美解决!
筹谋已久的粮食保护价政策,再度出现在了刘弘的脑海中。
想到这里,刘弘便向朝班左侧的田叔点了点头,旋即朗声道:“御史大夫所言,朕深以为然。”
“吾汉家以农为本,以商为末;太祖高皇帝曾明令:贾人不得衣丝乘车,便乃强本弱末,劝民勤耕之意。”
“然今百姓民多有不耕之心,本末倒置,舍耕粟而逐贾利,此纲常颠覆,民风败坏之预兆也,朕甚惶恐!”
说着,刘弘面色逐渐严肃起来:“朕广发御史于关中采风,方知民之所忧者,乃粮价起伏不定,谷贱伤农,谷贵害农。”
“今日朔望朝,便就此事一议;诸公皆闻名天下之贤达栋梁,必可教朕以明!”
见刘弘郑重一拜,殿内众人也是次序起身,齐身回拜:“承蒙陛下不弃,以为佐政之臣,臣等战战兢兢,不敢负陛下所望也···”
话是这么说,但真要说能针对此事,提出什么有价值的建议,那就是为难这些西元前,思维被局限的满堂人杰了。
谷贱伤农,谷贵害农;这个说法虽然是第一次出现,但类似的问题,早在战国时便已经出现,并引起诸子百家的思考了。
粮价低了,农民收获的粮食卖不出去钱;粮价高了,农民更是可能吃不起自己种的粮食!
实际上,这是粮价波动问题,第三次出现在汉室的廷议之中了。
第一次,是高祖刘邦还未称帝,仍为汉王之时,楚汉对峙与荥阳,天下粮价鼎沸,米石万钱!
掌握着秦督道粮仓的宣曲任氏趁此良机,赚下了亿万身家;而在督道外不远处的汉营,刘邦和沛县子弟、关中子弟,则都饿着肚子,对督道仓堆积如山的米粮狂咽口水。
此事,对刘邦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冲击;楚汉争霸结束之后,刘邦就首次就粮价问题,提出了‘设定上限’的计划。
但此事,最终却不了了之;此事的内由也成为了不解之谜。
第二次,仍旧是在太祖一朝,刘邦发行面值十二铢的三铢钱,天下经济秩序轰然崩塌,粮价再次突破天际,涨到了四千钱一石!
这一次,粮价问题仍旧只是被刘邦提了一嘴,曹参等开国功臣默默无闻,之后刘邦驾崩,吕后发行八铢钱而宣告结束。
今天,刘弘再一次提出了粮价的问题,并且极为严肃的表示此事,一定要拿出一个解决方案!
表面上看,粮价问题这一次提出,与前两次相比根本不算什么——楚汉争霸那一次,粮价问题直接导致了汉军军粮无法筹齐,最终只能反复围三缺一,以淮阴侯十面埋伏的战术,将楚军一点点蚕食殆尽。
第二次更是触目惊心——关中大地,天子脚下,都出现了民易子相食的惨剧!
相较于那两次,这一回的粮价波动着实算不上什么大事——最高不过五百钱,这价格要放到开国初,民众得乐死!
而且粮价的波动,也是朝臣勋贵,尤其是以封国产出为主要收入的高级彻侯勋贵,所能获利的重要手段——彻侯封邑所得,与朝廷所得粮税一样,是粮食!
拿食邑九千户的周勃来说,绛侯侯国一年租税所得,便是将近十五万石粟米。
这批粮食,若是在寻常事日卖出,石不过八十五钱,总共也就一百三十万钱左右。
可要是在前段时间那样的价格,以每石将近五百钱卖出,那就价值六百五十万钱!
对于粮价的‘暴跌’,无论是以俸禄为主要收入的朝臣,亦或是以封国租税为收入的勋贵,都早已心怀不满了——开国时,粮价几千钱一石,二千石俸禄,那就是几百上千万钱!
现在?
问问食禄万石的丞相陈平,一年的俸禄能有多少钱?
四千二百石粟米,价值不超过四十万钱!
即便是秩中二千石的九卿,年俸禄也不过2160石,得钱不过二十万!
要是不靠粮价波动多换些钱,哪怕是当朝九卿,也很难维持在长安的体面生活。
所以,粮价波动最大的受益者,实际上就是手握权力,可以控制粮价波动的朝臣——整个官僚阶级,就是粮价波动的利益集团!
这从殿内闭口闭眼,纷纷羡慕闭目养神状态的朝臣勋贵,尤其是食邑将近万石的周勃、灌婴等人的面色就可以看出。
对此,刘弘早有心理准备,也早就有了解决办法。
“少府臣叔,谨奏陛下。”
漫长的寂静,在田叔突兀的出班纳拜中宣告终结。
看着田叔缓缓取出一卷竹简,刘弘略有些失望的扫视着殿内众人,无奈的摇头叹息起来。
田叔,是刘弘准备的托。
准确的说,是刘弘为了最差的结果,而准备的应急方案。
但在粮价这种切身关切到百姓利益,关系到国家稳定的问题上,这满堂人杰,自诩为栋梁之材的掌权者,都选择为了个人利益装鸵鸟;刘弘最后的预防措施,在议题的最开头,就被逼了出来。
这让刘弘有些不喜,却也并没有因此感到压力,或对粮食保护价政策的前景感到悲观。
因为名为九卿的少府,完全孤立与整个政治中枢之外,完全不用对包括丞相在内的朝堂负责!
只见田叔缓缓摊开手中竹简,在刘弘满是淡然的目光中,将那篇名策论娓娓道出。
随着田叔的声音一点点传到宣室殿的每一个角落,殿内朝臣、勋贵终于从‘闭关冥想’的状态中走出,面色郑重的品味着策论暗含的信息。
撇开田叔引经据典,从百家学说中寻找的理论依据不谈,这篇疏奏的中心思想其实很简单:宏观调控。
田叔的话说的也十分漂亮:为了保证少府能在禁中需要时,提供足够的物资,田叔提议在今后,少府以每石八十钱的价格,不限时不限量收购粟米。
于此同时,为了避免存粮变质,少府将以每石八十五钱的价格,不限时不限量出售陈年旧米。
话一出口,殿内数百朝臣勋贵顿时交头接耳起来,纷纷谈论起此事若成行,将会带来怎样的改变。
看着殿内惊慌失措得朝臣勋贵,刘弘稍有些得意地昂起头:“诸公以为,少府所言,可否为良策?”
即便撇开朝臣在粮价波动上的利益立场,从客观角度分析,避免粮价波动,也不是西元前的朝臣所能解决的。
在时代局限性,以及黄老学执政,奉行‘法无禁止则无咎’的大背景下,在面对粮价波动问题时,朝臣的思维普遍停留在‘法律又没有限制商人卖粮的价格,如何去怪罪?’的程度。
若是刘弘顺着这个逻辑,发行一部为粮食价格设定上下限的法律,那身为获利群体的朝臣百官,勋贵彻侯阶级,都会默认这部律法不存在。
——再也没有人,比官僚更懂得如何规避法律风险,寻找法律漏洞了。
比如说,刘弘规定粟米价格不能超过九十钱,那朝臣勋贵完全可以通过捆绑销售,来规避法律风险:一石粟米加一根干草,卖两百钱!
不买?
那我还不卖了呢!
刘弘也不可能制定一条法律:只要有人买粮,就必须卖!不能拒售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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