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0293章 陈政事疏
未央宫,温室殿。
在宦者令王忠的引导下进入殿内后,贾谊严肃的整理了一番衣冠,便向御阶上的刘弘深深一拜。
“尚书令臣谊,参见陛下。”
正武元年冬十二月,时隔数月之久,尚书令贾谊,才第二次接到了刘弘地召见。
不过此时的贾谊,却并未因此而感到郁郁不喜——起码看上去,贾谊的精神状态还十分积极。
见自己将来的太子傅前来,刘弘只淡而一笑:“尚书令来了啊。”
稍一挥手,示意王忠赐座,等贾谊安坐于筵席之上,刘弘方将手中竹简放回案几之上。
“尚书令所奏之《陈政事疏》,朕阅之,所获者甚广。”
“便以此,朕方有推恩之策以行诸侯,尚书令功不可没啊~”
言罢,刘弘便不着痕迹的望向贾谊,观察着这位青年才俊的表情变化。
在原本的历史上,推恩令,是武帝一朝,出身纵横家的士子主父偃(yǎn)所提出;其中心思想,基本是从贾谊在文帝时期提出的《陈政事疏》中得来。
《陈政事疏》,又名《治安策》,满篇七千余字,在后世被称为西汉第一雄文,属于贾谊最有名的几篇政治策论之一。
这一世,刘弘将主父偃的《推恩令》剽窃,并早于原本的历史数十年推出,但本质上,推恩令还是《陈政事疏》的升级版,或者说临摹板而已。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刘弘施行推恩令,实际上是在抄贾谊的《陈政事疏》。
至于刘弘堂堂天子之身,为何要做这种‘剽窃臣子之智’的事,则是出于几方面的考虑。
其一,便是汉室的时代背景,是允许、甚至鼓励这种行为的:功劳归皇帝,黑锅归臣子。
在宇宙星辰、天地万物,都要遵照皇帝的意志运转的汉室,‘抢功劳’这种行为,是皇帝必须掌握的一门功课之一。
且此时的刘弘登基不久,又尚年少;虽然对朝堂有了基本的掌控,但政治威望还约等于零。
说白了:此时的刘弘,需要用这么一个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政治功绩,来获得迫切需要的政治威望。
或许放在后世,这种思想很难理解,但在汉室,这却是稀松平常——汉天子,也是有业绩压力的!
毕竟汉室,还不是后世那个‘垂拱而治圣天子’的时代;作为汉室的皇帝,要想从外朝手中夺回权力,皇帝就必须做出一些成绩。
尤其是刘弘这样的少年天子,需要尽早证明:我已经有掌控权力,掌控政权的能力了。
只有证明自己过后,刘弘才能顺利地向‘口含天宪,言出法随’的方向迈进。
外朝臣子中,那些忠心于政权的臣子也能安心;而那些不太愿意让渡权力的臣子,也将在刘弘证明自己过后,失去把权不放的借口。
其二,便是刘弘切实的考虑了:陈政事疏,或者说《治安策》,并没有推恩令那么完美。
《治安策》全文七千余字,通篇都在讨论诸侯王不敬长安、反复作乱,危害国家稳定的问题。
而对于诸侯王反复叛乱,《治安策》中给出的原因,也是直指问题核心。
——汉初异姓诸侯割据,韩信占据楚国,最为强大,所以就先反了;
——韩王信得到了匈奴的支持,觉得自己强大了,就反了;
——贯高借助了赵国‘四战之地’的有利地形,就起了反心;
——陈狶部队很精锐,就觉得自己能做一番大事,也反叛了;
——彭越被封到了梁国,认为自己很容易进入关中,也反叛了;
——黥布坐拥淮南之土数千里,时间长了,也就反了;
而卢绾势力最弱,所以在异姓诸侯王中,最后一个发动了叛乱。
在《治安策》中,贾谊还拿出一个正面例子,为自己的看法增加了可信度:长沙王受封弹丸之地,户不过二万五,故终未反而忠于汉室!
贾谊的这种看法,基本道透了汉初异姓诸侯,以及景帝一朝关东七国谋逆的本质:人心不足,蛇吞象。
更多的财富,让诸侯王认为自己足够强大,有能力跟长安掰掰手腕了!
时间一长,再有三两个臣子怂恿,诸侯王谋反,也就是必然的事。
贾谊在《治安策》中也说了:如果让樊哙、郦商、周勃、灌婴等人做诸侯王,那他们也可能反叛;反观汉初诸侯,如果让韩信、彭越等人在最开始,就只获封为彻侯,那他们就不太可能造反了。
对此,刘弘也抱有同样的意见:要想从根源上杜绝诸侯王不臣,乃至于作乱之心,唯一的办法,就是削弱诸侯王。
只有诸侯国弱小到诸侯王一眼就能看出,自己的小胳膊小腿拗不过长安,诸侯割据的问题,才能彻底杜绝。
而相较于粗暴削夺诸侯封土的《削藩策》,无疑是更温和的《推恩令》更容易为诸侯所接受——不管怎么样,国土还都是自己家的嘛~
虽然被分给了儿子们,但总量没少。
这样一来,刘弘也能避免‘图谋诸侯土’的指控。
但贾谊在《治安策》中,为诸侯王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法,却非常简单粗暴:直接将诸侯国分裂为数部分,最大,也不能超过侯国的范围!
众所周知:汉室彻侯最高等级,也只到‘县侯’;其所属封土,顶多是一座城,加上周边土地
也就是说,按照贾谊在《治安策》中的说法,如果一个诸侯国有五十城,那就要分成五十个彻侯封国!
如果当代诸侯王只有五个儿子,那在这个诸侯王死后,就先从这五十个封国中拿出五块,给那五个儿子,剩下四十五块封国暂时由中央控制,等这五个儿子再生下儿子,再依次发放给他们的后代。
而《推恩令》中,与贾谊的想法所不同的是:诸侯薨而有三子,则分其国为三,三子各领一国;待此三者薨,再裂各自土。
虽然二者发展到最后的结果,都是诸侯国被分裂为一块块只一城、一县的弹丸之地,但这个被贾谊有意无意忽略的过程,却是这个政策之所以能被诸侯王接受的关键。
试问一个坐拥五十城的诸侯王,如何能接受自己死后,长子的封国只剩一城?
又试问哪个王太子,能接受父亲五十城的诸侯国,到自己手上就只剩下一城?
而这一点,就是主父偃比贾谊更为人称道的地方了:作为纵横家出身的官僚,主父偃对人心的了解,可谓相当透彻。
——且先不提贾谊的方式能否为诸侯王接受,光是其余空置封土‘暂时交由朝堂保管’这一点,就足以使得诸侯王连连摇头,说一句:此陛下欲谋吾家之土也!
别说诸侯王信不信了,就连刘弘自己,都很难在这个诱人的选项面前摇头。
即便刘弘把住节操,仗义的履行了诺言,真的将封土交到了诸侯王的子孙后代手中,但刘弘也无法保证自己的后代,能在这个诱人的选项面前说no。
——眼皮一眨,那可就是小半个汉室疆域落入中央手中!
从这便能看出:提出陈政事疏时的贾谊,还是一个十分纯粹,且对人心险恶一无所知的理想主义者。
而作为一个水准线以上的皇帝,刘弘自然不可能认可贾谊的提议;在《推恩令》和《治安策》之间,刘弘只能选择更温和,且更容易为关东诸侯接受的前者。
因为《治安策》推行,很可能引来所有诸侯的不满;《推恩令》,则将得到大部分诸侯的认可。
团结大多数,打击一小撮——对于任何时代的君王来说,这都是至理名言。
至于刘弘最后一个考虑,则与第二个考虑原因相同:此时的贾谊,还是太过于青涩,太过于理想主义了···
在后世,有这么一个搞笑的说法:大明时期的秀才,顶多能对应后世的小学生;举人对应初中生,贡士对应高中生,进士对应大学生。
对这种说法,刘弘向来是嗤之以鼻。
——秀才对应小学生?
笑话!
能通过院试考中秀才的,哪一个不是四书五经背的滚瓜烂熟,八股经典信手拈来?让后世的小学生背背看?
别说四书五经了,光是秀才郎那一手漂亮的书法,就能让后世的小学生求死不得。
至于举人和贡试,那更是不用说——范进中举之时,都已经五十四岁了!
在人均寿命普遍不高的古代,范进都已经到了即将入土的年纪,才考中举人。
五十四岁考中‘初中’?
那范进还真应该发疯——为自己那么蠢发疯!
到参加殿试的进士,其受考内容,那更是早就已经脱离了四书五经、八股套路的范畴,转而走上‘政治策论’的方向。
每一个在殿试中拔得头筹,成为状元的进士郎,其殿试考卷所书,必然是贴合时政利弊,且有针对性的切实际、可操作性高的政治建言。
这样的人放在后世,相宰或许够不上,但在中央历练几年,作为国家某部门主官来培养,还是够资格的。
但有一说一,即便是在后世,一个年轻人再怎么天赋异禀,也要在基层历练几年,再一点点提高。
明清时期的状元郎们,也都是要在翰林院先进修几年,而后方能入朝,从相对较低的位置一点点往上爬。
同样的道理放在汉室,也适用。
而贾谊,便如同后世的状元郎一样:满腹才华,却年纪尚轻,政治经验十分薄弱。
用后世的话说,就是前途一片光明,但还尚需历练。
既然还需要历练,那就不太适合太早出头——历史上,贾谊在出头之后所经历的遭遇,也足以证明这一点。
而刘弘‘剽窃’贾谊的《治安策》,转而推出《推恩令》的举动,就能很好地避免贾谊风头过盛,从而在自己都不知情的情况下,得罪朝中大佬。
——树大招风、枪打出头鸟,不外如是。
历史上,贾谊屁颠颠给文帝上了《过秦论》、《陈政事疏》(治安策)、《论积贮疏》等随便拿一个出来,都能当做一个王朝政治纲领的策论出来。
文帝也理所当然的给贾谊封了官,还让贾谊在二十出头的年纪,就成为了博士;不过几年之后,贾谊的官就做到了太中大夫一职。
要知道汉初的博士,可不是后世成千上万的高级知识分子,甚至都不是几十年后,武帝一朝烂大街的博士——汉初的博士,那都得是学术巨擘!
如历史上被任命为‘《诗》博士’的申公,就是楚元王刘交的同窗,荀子的徒孙。
因其曾在荀子门徒浮丘伯门下学习《诗》,并得到了天下界的认可,才成为《诗》博士。
再拿文帝朝另一位青年才俊来说:晁错奉命前往济南,得伏胜教授《尚书》而归,便被文帝任命为了‘《尚书》博士’。
什么意思?
——《尚书》的解读权,自此由晁错掌控!
也就是说,要想在汉室成为博士,那就要在保证对自家学说滚瓜烂熟的基础上,还要拿的出让大多数人信服的‘经典解释’。
换而言之:天下有几本经典,理论上就有几位博士。
能得到天下公认,有资格独家解读《尚书》的,才能成为《尚书》博士;其他各家经典也一样。
这样的人放在后世,几乎等同于国家某院院士了!
而贾谊,却在不到二十岁的年纪,就成为了这样的学术大拿。
至于贾谊之后的太中大夫一职,那就更恐怖了···
太中大夫隶属郎中令,秩比千石;虽然算不上朝中巨头,但也是妥妥的高官。
——须知九卿副官,也不过是比二千石的行政级别,只比太中大夫高两级!
如果数据不足以说明问题,那看看汉室历任太中大夫,就足以了解该职是个什么地位了。
历史上父子五人官至二千石,因而被称为‘万石君’的石奋,在景帝登基之前,便曾从太子太傅一职转为太中大夫。
这就证明:太中大夫的政治地位,起码在理论上,要略高于太子太傅——石奋转任为太中大夫,可是奖赏性质的!
在棋盘侠事件之后,做刘启的太子太傅,在汉室曾一度成为‘高危职业’——轻则晚节不保,重则祸及全家。
而石奋,便是在这种微妙的时间点自告奋勇,成为了景帝的太子太傅。
等景帝登基之后,更是因此将石奋任为九卿,以谢教导之恩。
再拿时代更近一点的人说:陆贾。
当朝太中大夫陆贾,从秦末战乱时期,就紧随太祖高皇帝左右;而后在伐秦时期、楚汉争霸时期,也是屡屡建功。
汉室立,陆贾更是几度出使南越,以口舌之利,让汉室中央得以不费一兵一卒而‘降服’南越。
这么多功劳,再加上这么老的资历,陆贾如今的官职,也不过是太中大夫而已。
光这就足以说明,太中大夫一职,是如何重要了——非资历深厚、德高望重之老臣不能获任!
而文帝非但将贾谊任命为博士,还在短短几年之内,就让贾谊出任如此重要的太中大夫一职,也就怪不得朝臣百官阴阳怪气,说贾谊‘“年少初学,专欲擅权,纷乱诸事’,把满腹才华的贾谊,贬低成一个‘妄臣’‘幸臣’了。
文帝在历史上犯过的错,刘弘自然没有再犯的道理;对于贾谊这样不世出的国士,刘弘还是打算科学的培养。
很明显,此时的贾谊,还承受不了太大的赞誉,也无法承担赞誉带来的困惑,所以刘弘出于保护的目的,顺势将《治安策》进化为了《推恩令》,并将功劳揽到了自己头上。
对此,刘弘也不打算跟贾谊解释太多,只需要一句‘功不可没’,就足够了。
作为贾谊的老师,张苍必然对贾谊的性格缺陷了若指掌,也肯定能看出刘弘的回护、器重。
出于这个目的,刘弘还刻意冷落了贾谊一段时间——从贾谊拿出《过秦论》,并借张苍之手,在齐悼惠王诸子之乱结束之期,奉上《陈政事疏》之后,刘弘就再也没有召见过贾谊。
本来刘弘想的,是让贾谊稍微冷静一下,不要因为自己的认可而找不着北。
但只能说,对贾谊这样的人而言,最难做到的,恐怕就是‘不发光’。
——这不,刘弘一不留神,就又有一封洋洋洒洒的策论,皆由贾谊理论上的属下袁盎之手,提到了刘弘案前。
苦笑着摇了摇头,刘弘只能拿起先前,被放回御案上的竹简。
“得尚书令所奏之《论积贮疏》,朕颇欣喜;然其中偶有不解,欲于尚书令共讨···”
——在接连提出《过秦论》、《陈政事疏》之后短短不到半年,贾谊便再一次提出了其一生最著名的策论之一:《论积贮(zhù)疏》!
而从贾谊如机关枪般上策论的过程中,刘弘还惊喜的发现:别的不说,贾谊的政治敏感性,远非常人可比!
——刘弘正忙着理顺自身的皇位法统,贾谊就提出了《过秦论》,为刘弘理顺王朝法统提供了理论依据!
——齐悼惠王诸子之乱刚接近尾声,刘弘还没开始考虑关东诸侯的问题,贾谊就拿出了《陈政事疏》,为刘弘提出了参考意见!
现在,刘弘打算安心种田,发展国家综合实力了,贾谊又挥舞着一卷《论积贮疏》,出现在了刘弘的面前···
“承蒙陛下器重,臣但有所知,不敢有一丝私藏。”
见贾谊依旧是那副云淡风轻,信誓旦旦的模样,刘弘终是长叹口气,点了点头,示意贾谊上前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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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宦者令王忠的引导下进入殿内后,贾谊严肃的整理了一番衣冠,便向御阶上的刘弘深深一拜。
“尚书令臣谊,参见陛下。”
正武元年冬十二月,时隔数月之久,尚书令贾谊,才第二次接到了刘弘地召见。
不过此时的贾谊,却并未因此而感到郁郁不喜——起码看上去,贾谊的精神状态还十分积极。
见自己将来的太子傅前来,刘弘只淡而一笑:“尚书令来了啊。”
稍一挥手,示意王忠赐座,等贾谊安坐于筵席之上,刘弘方将手中竹简放回案几之上。
“尚书令所奏之《陈政事疏》,朕阅之,所获者甚广。”
“便以此,朕方有推恩之策以行诸侯,尚书令功不可没啊~”
言罢,刘弘便不着痕迹的望向贾谊,观察着这位青年才俊的表情变化。
在原本的历史上,推恩令,是武帝一朝,出身纵横家的士子主父偃(yǎn)所提出;其中心思想,基本是从贾谊在文帝时期提出的《陈政事疏》中得来。
《陈政事疏》,又名《治安策》,满篇七千余字,在后世被称为西汉第一雄文,属于贾谊最有名的几篇政治策论之一。
这一世,刘弘将主父偃的《推恩令》剽窃,并早于原本的历史数十年推出,但本质上,推恩令还是《陈政事疏》的升级版,或者说临摹板而已。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刘弘施行推恩令,实际上是在抄贾谊的《陈政事疏》。
至于刘弘堂堂天子之身,为何要做这种‘剽窃臣子之智’的事,则是出于几方面的考虑。
其一,便是汉室的时代背景,是允许、甚至鼓励这种行为的:功劳归皇帝,黑锅归臣子。
在宇宙星辰、天地万物,都要遵照皇帝的意志运转的汉室,‘抢功劳’这种行为,是皇帝必须掌握的一门功课之一。
且此时的刘弘登基不久,又尚年少;虽然对朝堂有了基本的掌控,但政治威望还约等于零。
说白了:此时的刘弘,需要用这么一个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政治功绩,来获得迫切需要的政治威望。
或许放在后世,这种思想很难理解,但在汉室,这却是稀松平常——汉天子,也是有业绩压力的!
毕竟汉室,还不是后世那个‘垂拱而治圣天子’的时代;作为汉室的皇帝,要想从外朝手中夺回权力,皇帝就必须做出一些成绩。
尤其是刘弘这样的少年天子,需要尽早证明:我已经有掌控权力,掌控政权的能力了。
只有证明自己过后,刘弘才能顺利地向‘口含天宪,言出法随’的方向迈进。
外朝臣子中,那些忠心于政权的臣子也能安心;而那些不太愿意让渡权力的臣子,也将在刘弘证明自己过后,失去把权不放的借口。
其二,便是刘弘切实的考虑了:陈政事疏,或者说《治安策》,并没有推恩令那么完美。
《治安策》全文七千余字,通篇都在讨论诸侯王不敬长安、反复作乱,危害国家稳定的问题。
而对于诸侯王反复叛乱,《治安策》中给出的原因,也是直指问题核心。
——汉初异姓诸侯割据,韩信占据楚国,最为强大,所以就先反了;
——韩王信得到了匈奴的支持,觉得自己强大了,就反了;
——贯高借助了赵国‘四战之地’的有利地形,就起了反心;
——陈狶部队很精锐,就觉得自己能做一番大事,也反叛了;
——彭越被封到了梁国,认为自己很容易进入关中,也反叛了;
——黥布坐拥淮南之土数千里,时间长了,也就反了;
而卢绾势力最弱,所以在异姓诸侯王中,最后一个发动了叛乱。
在《治安策》中,贾谊还拿出一个正面例子,为自己的看法增加了可信度:长沙王受封弹丸之地,户不过二万五,故终未反而忠于汉室!
贾谊的这种看法,基本道透了汉初异姓诸侯,以及景帝一朝关东七国谋逆的本质:人心不足,蛇吞象。
更多的财富,让诸侯王认为自己足够强大,有能力跟长安掰掰手腕了!
时间一长,再有三两个臣子怂恿,诸侯王谋反,也就是必然的事。
贾谊在《治安策》中也说了:如果让樊哙、郦商、周勃、灌婴等人做诸侯王,那他们也可能反叛;反观汉初诸侯,如果让韩信、彭越等人在最开始,就只获封为彻侯,那他们就不太可能造反了。
对此,刘弘也抱有同样的意见:要想从根源上杜绝诸侯王不臣,乃至于作乱之心,唯一的办法,就是削弱诸侯王。
只有诸侯国弱小到诸侯王一眼就能看出,自己的小胳膊小腿拗不过长安,诸侯割据的问题,才能彻底杜绝。
而相较于粗暴削夺诸侯封土的《削藩策》,无疑是更温和的《推恩令》更容易为诸侯所接受——不管怎么样,国土还都是自己家的嘛~
虽然被分给了儿子们,但总量没少。
这样一来,刘弘也能避免‘图谋诸侯土’的指控。
但贾谊在《治安策》中,为诸侯王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法,却非常简单粗暴:直接将诸侯国分裂为数部分,最大,也不能超过侯国的范围!
众所周知:汉室彻侯最高等级,也只到‘县侯’;其所属封土,顶多是一座城,加上周边土地
也就是说,按照贾谊在《治安策》中的说法,如果一个诸侯国有五十城,那就要分成五十个彻侯封国!
如果当代诸侯王只有五个儿子,那在这个诸侯王死后,就先从这五十个封国中拿出五块,给那五个儿子,剩下四十五块封国暂时由中央控制,等这五个儿子再生下儿子,再依次发放给他们的后代。
而《推恩令》中,与贾谊的想法所不同的是:诸侯薨而有三子,则分其国为三,三子各领一国;待此三者薨,再裂各自土。
虽然二者发展到最后的结果,都是诸侯国被分裂为一块块只一城、一县的弹丸之地,但这个被贾谊有意无意忽略的过程,却是这个政策之所以能被诸侯王接受的关键。
试问一个坐拥五十城的诸侯王,如何能接受自己死后,长子的封国只剩一城?
又试问哪个王太子,能接受父亲五十城的诸侯国,到自己手上就只剩下一城?
而这一点,就是主父偃比贾谊更为人称道的地方了:作为纵横家出身的官僚,主父偃对人心的了解,可谓相当透彻。
——且先不提贾谊的方式能否为诸侯王接受,光是其余空置封土‘暂时交由朝堂保管’这一点,就足以使得诸侯王连连摇头,说一句:此陛下欲谋吾家之土也!
别说诸侯王信不信了,就连刘弘自己,都很难在这个诱人的选项面前摇头。
即便刘弘把住节操,仗义的履行了诺言,真的将封土交到了诸侯王的子孙后代手中,但刘弘也无法保证自己的后代,能在这个诱人的选项面前说no。
——眼皮一眨,那可就是小半个汉室疆域落入中央手中!
从这便能看出:提出陈政事疏时的贾谊,还是一个十分纯粹,且对人心险恶一无所知的理想主义者。
而作为一个水准线以上的皇帝,刘弘自然不可能认可贾谊的提议;在《推恩令》和《治安策》之间,刘弘只能选择更温和,且更容易为关东诸侯接受的前者。
因为《治安策》推行,很可能引来所有诸侯的不满;《推恩令》,则将得到大部分诸侯的认可。
团结大多数,打击一小撮——对于任何时代的君王来说,这都是至理名言。
至于刘弘最后一个考虑,则与第二个考虑原因相同:此时的贾谊,还是太过于青涩,太过于理想主义了···
在后世,有这么一个搞笑的说法:大明时期的秀才,顶多能对应后世的小学生;举人对应初中生,贡士对应高中生,进士对应大学生。
对这种说法,刘弘向来是嗤之以鼻。
——秀才对应小学生?
笑话!
能通过院试考中秀才的,哪一个不是四书五经背的滚瓜烂熟,八股经典信手拈来?让后世的小学生背背看?
别说四书五经了,光是秀才郎那一手漂亮的书法,就能让后世的小学生求死不得。
至于举人和贡试,那更是不用说——范进中举之时,都已经五十四岁了!
在人均寿命普遍不高的古代,范进都已经到了即将入土的年纪,才考中举人。
五十四岁考中‘初中’?
那范进还真应该发疯——为自己那么蠢发疯!
到参加殿试的进士,其受考内容,那更是早就已经脱离了四书五经、八股套路的范畴,转而走上‘政治策论’的方向。
每一个在殿试中拔得头筹,成为状元的进士郎,其殿试考卷所书,必然是贴合时政利弊,且有针对性的切实际、可操作性高的政治建言。
这样的人放在后世,相宰或许够不上,但在中央历练几年,作为国家某部门主官来培养,还是够资格的。
但有一说一,即便是在后世,一个年轻人再怎么天赋异禀,也要在基层历练几年,再一点点提高。
明清时期的状元郎们,也都是要在翰林院先进修几年,而后方能入朝,从相对较低的位置一点点往上爬。
同样的道理放在汉室,也适用。
而贾谊,便如同后世的状元郎一样:满腹才华,却年纪尚轻,政治经验十分薄弱。
用后世的话说,就是前途一片光明,但还尚需历练。
既然还需要历练,那就不太适合太早出头——历史上,贾谊在出头之后所经历的遭遇,也足以证明这一点。
而刘弘‘剽窃’贾谊的《治安策》,转而推出《推恩令》的举动,就能很好地避免贾谊风头过盛,从而在自己都不知情的情况下,得罪朝中大佬。
——树大招风、枪打出头鸟,不外如是。
历史上,贾谊屁颠颠给文帝上了《过秦论》、《陈政事疏》(治安策)、《论积贮疏》等随便拿一个出来,都能当做一个王朝政治纲领的策论出来。
文帝也理所当然的给贾谊封了官,还让贾谊在二十出头的年纪,就成为了博士;不过几年之后,贾谊的官就做到了太中大夫一职。
要知道汉初的博士,可不是后世成千上万的高级知识分子,甚至都不是几十年后,武帝一朝烂大街的博士——汉初的博士,那都得是学术巨擘!
如历史上被任命为‘《诗》博士’的申公,就是楚元王刘交的同窗,荀子的徒孙。
因其曾在荀子门徒浮丘伯门下学习《诗》,并得到了天下界的认可,才成为《诗》博士。
再拿文帝朝另一位青年才俊来说:晁错奉命前往济南,得伏胜教授《尚书》而归,便被文帝任命为了‘《尚书》博士’。
什么意思?
——《尚书》的解读权,自此由晁错掌控!
也就是说,要想在汉室成为博士,那就要在保证对自家学说滚瓜烂熟的基础上,还要拿的出让大多数人信服的‘经典解释’。
换而言之:天下有几本经典,理论上就有几位博士。
能得到天下公认,有资格独家解读《尚书》的,才能成为《尚书》博士;其他各家经典也一样。
这样的人放在后世,几乎等同于国家某院院士了!
而贾谊,却在不到二十岁的年纪,就成为了这样的学术大拿。
至于贾谊之后的太中大夫一职,那就更恐怖了···
太中大夫隶属郎中令,秩比千石;虽然算不上朝中巨头,但也是妥妥的高官。
——须知九卿副官,也不过是比二千石的行政级别,只比太中大夫高两级!
如果数据不足以说明问题,那看看汉室历任太中大夫,就足以了解该职是个什么地位了。
历史上父子五人官至二千石,因而被称为‘万石君’的石奋,在景帝登基之前,便曾从太子太傅一职转为太中大夫。
这就证明:太中大夫的政治地位,起码在理论上,要略高于太子太傅——石奋转任为太中大夫,可是奖赏性质的!
在棋盘侠事件之后,做刘启的太子太傅,在汉室曾一度成为‘高危职业’——轻则晚节不保,重则祸及全家。
而石奋,便是在这种微妙的时间点自告奋勇,成为了景帝的太子太傅。
等景帝登基之后,更是因此将石奋任为九卿,以谢教导之恩。
再拿时代更近一点的人说:陆贾。
当朝太中大夫陆贾,从秦末战乱时期,就紧随太祖高皇帝左右;而后在伐秦时期、楚汉争霸时期,也是屡屡建功。
汉室立,陆贾更是几度出使南越,以口舌之利,让汉室中央得以不费一兵一卒而‘降服’南越。
这么多功劳,再加上这么老的资历,陆贾如今的官职,也不过是太中大夫而已。
光这就足以说明,太中大夫一职,是如何重要了——非资历深厚、德高望重之老臣不能获任!
而文帝非但将贾谊任命为博士,还在短短几年之内,就让贾谊出任如此重要的太中大夫一职,也就怪不得朝臣百官阴阳怪气,说贾谊‘“年少初学,专欲擅权,纷乱诸事’,把满腹才华的贾谊,贬低成一个‘妄臣’‘幸臣’了。
文帝在历史上犯过的错,刘弘自然没有再犯的道理;对于贾谊这样不世出的国士,刘弘还是打算科学的培养。
很明显,此时的贾谊,还承受不了太大的赞誉,也无法承担赞誉带来的困惑,所以刘弘出于保护的目的,顺势将《治安策》进化为了《推恩令》,并将功劳揽到了自己头上。
对此,刘弘也不打算跟贾谊解释太多,只需要一句‘功不可没’,就足够了。
作为贾谊的老师,张苍必然对贾谊的性格缺陷了若指掌,也肯定能看出刘弘的回护、器重。
出于这个目的,刘弘还刻意冷落了贾谊一段时间——从贾谊拿出《过秦论》,并借张苍之手,在齐悼惠王诸子之乱结束之期,奉上《陈政事疏》之后,刘弘就再也没有召见过贾谊。
本来刘弘想的,是让贾谊稍微冷静一下,不要因为自己的认可而找不着北。
但只能说,对贾谊这样的人而言,最难做到的,恐怕就是‘不发光’。
——这不,刘弘一不留神,就又有一封洋洋洒洒的策论,皆由贾谊理论上的属下袁盎之手,提到了刘弘案前。
苦笑着摇了摇头,刘弘只能拿起先前,被放回御案上的竹简。
“得尚书令所奏之《论积贮疏》,朕颇欣喜;然其中偶有不解,欲于尚书令共讨···”
——在接连提出《过秦论》、《陈政事疏》之后短短不到半年,贾谊便再一次提出了其一生最著名的策论之一:《论积贮(zhù)疏》!
而从贾谊如机关枪般上策论的过程中,刘弘还惊喜的发现:别的不说,贾谊的政治敏感性,远非常人可比!
——刘弘正忙着理顺自身的皇位法统,贾谊就提出了《过秦论》,为刘弘理顺王朝法统提供了理论依据!
——齐悼惠王诸子之乱刚接近尾声,刘弘还没开始考虑关东诸侯的问题,贾谊就拿出了《陈政事疏》,为刘弘提出了参考意见!
现在,刘弘打算安心种田,发展国家综合实力了,贾谊又挥舞着一卷《论积贮疏》,出现在了刘弘的面前···
“承蒙陛下器重,臣但有所知,不敢有一丝私藏。”
见贾谊依旧是那副云淡风轻,信誓旦旦的模样,刘弘终是长叹口气,点了点头,示意贾谊上前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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