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0309章 三分内史(中)
从这个角度而言,曾经担任内史,且没有出岔子的人,也确实能满足丞相的能力要求——毕竟做了丞相,要管的地方,也没比做内史时大多少嘛!
能在内史任上管理好关中,那就必然能在丞相任上,管好关中,以及关东多出的那几十个县。
所以在汉室,除了功勋卓著,子孙受惠的开国元勋,以及周亚夫、卫霍这样于天下有大功的武人之外,寻常官僚要想一展胸中报复,染指丞相大位,就普遍需要尊崇汉室官场特有的秩序。
第一步:要么被举贤良方正成为侍郎,要么恩萌为郎中;要么凭借武力成为中郎,亦或是通过赀官,成为赀郎。
说白了:先以郎官之身,在宫里历练一番就对了。
之后,就是大部分官员晋升生涯所不可避免的经历——外放!
如果是侍郎,那一般是酌情外放为郡守、县令这样郡县主官,辅以郎中为副官;中郎外放为郡尉、县尉、都尉这样的武将。
至于赀郎,则因为商人出身的政治污点,很少能得到外放的机会,只能如历史上的文帝廷尉张释之那样,等候袁盎之类的‘恩主’举荐。
外放,算是官僚生涯当中最为关键的一环,表现好了,那重回中枢,立刻就是有丰富治政经验的人才!
可万一表现的不好,甚至只是表现得没有想象中那么好,就很容易淡出朝堂的视野,乃至于被天子忘记,在地方干到告老还乡。
在地方得到出色的政绩,并借此回到中枢之后,官僚普遍会被任命为九卿副职,或在长安两军任校尉之类的职务,寻求建功立业的机会。
再之后,就是熬。
要么在九卿副职的位置上熬死上司,并保证自己是九卿候选中最有竞争力的一人,要么在南北两军熬到战争机会,并在战斗中立下功勋,为自己的官僚生涯打下坚实的‘成份’基础。
而九卿当中,除了内史本人之外,剩下八个人当中但凡有点雄心壮志的,追求都只有一个:成为内史!
因为只有通过内史证明自己的能力,才有机会向三公,即御史大夫之位展开冲击。
也只有御史大夫之位,能稳稳的预定一张丞相大位的门票。
虽然丞相、御史大夫、太尉同为三公,但太尉本就属于军政系统,只能通过武勋获得;而丞相和御史大夫,更像是‘正副职’的关系。
想想也知道:从县令直接身为郡守的概率,无疑比郡丞副官转正成为郡守的概率小得多。
在汉室朝堂也一样:相较于从九卿直接成为丞相,更多的情况,还是从御史大夫这个‘亚相’的位置副官转正,顺理成章的成为丞相。
既然在汉室,御史大夫=准丞相,那成为御史大夫的条件,自然也是苛刻无比了——与‘非侯为相’一样,通常情况下,御史大夫也很少出现没有彻侯之爵的显现。
想想也正常:一个武勋都还没达到封侯要求的官僚,在汉室很难有什么作为。
自然而然,作为‘准御史大夫’的内史,自然也要在一定程度上,满足‘彻侯之爵’的身份要求。
在汉室初,类似的政治潜规则并不明显——毕竟汉室前几位丞相,其政治轨迹都是‘平民-功臣-丞相’这样的逆袭式上位。
早已在战争中证明过自己能力的开国元勋,不需要再走郎官-外放-任九卿-为内史-晋御史大夫-拜相这样的轨迹。
如萧何这样的猛人,当初就几乎是从一个负责后勤粮草的‘后将军’,直接成为汉相的逆袭典范。
平阳侯曹参,虽然在萧何去世前做过齐国丞相和御史大夫,但曹参在开国功臣中的声望,丝毫不比萧何底。
在刘邦称帝,并‘论功行赏’时,大半舆论都以为,随刘邦南征北战,身负七十余创的平阳侯曹参,应该排在第一。
只不过刘邦强行把萧何排在了第一位,这才让曹参成为了汉室第二位丞相。
而现如今,开国元勋大半凋零——在陈平死去、审食其为相的那一刻,汉室就基本告别了‘开国元勋’为相宰的时代。
毕竟从严格意义上来讲,无论是如今的辟阳侯审食其,还是即将接替审食其的北平侯张苍,亦或是将来替补张苍的故安侯申屠嘉,都算不上开国元勋当中的佼佼者。
审食其无论是爵位,亦或是如今丞相的官位,都属于‘恩封’的范畴,和审食其的功勋关系不大。
张苍成为丞相,则更多是出于出色的政治手腕,以及‘荀子门徒’的舆论话语权。
说白了,人家成为丞相纯靠治政能力,武勋只是达到了及格线而已,并不像开国时的萧何曹参那般,占据主要因素。
至于再往后的申屠嘉,那更是不用说——申屠嘉食邑五百户的故安侯,甚至都不是高皇帝封的!
说白了,申屠嘉根本算不上开国元勋。
这样一来,类似‘非侯勿相’‘非侯勿御史’,乃至于‘非侯勿内史’这样的政治潜规则,在汉室政坛自然也就愈发直白。
毕竟如今的汉室,已经没有可以依仗的开国元勋,官员能力是否出众,只能通过其过往的执政经历作为参考,以得出一个基本准确的判断。
即便如此,此时汉室选拔郡守、郡尉一级的地方官僚,更多还是以开国时立下的武勋为主要参照。
那申屠嘉来说,就是从大头兵一点点成为军官,并折道成为淮阳郡守的鲜活例子。
但再过几十年,在开国时立下功勋的所有人都化为黄土之后,还是就见迎来一次十分严重的人才断档期。
在历史上,这一时期恰好是景帝一朝。
贾谊、晁错这样的有识之士不再出现,开国元勋当中,就连申屠嘉这样的‘最后排面’都告别人世,汉室,陷入了史无前例的官僚紧缺时期。
恰恰是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,才让从汉初就一直抬不起头的儒家抓住机会,凭借‘有教无类’的人海战术一点点发扬壮大,并最终在武帝一朝开花结果,达成‘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’的伟大胜利。
而这一世,刘弘必然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。
——正所谓流水不腐,又有言道:生于安乐,死于忧患。
即便单单出于‘让儒家时刻保持紧迫感’的考虑,刘弘都会尽量保留百家学说,以求百家争鸣的状况,成为汉室之后百年的常态。
更何况诸子百家中,早就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;且其余诸家学说当中,也有许多儒家所欠缺,却于国家大有裨益的思想。
如法家的学说,就很适合用于法治思想建设;墨家的主张,适合发展科技创新;纵横家的学说,可以为外交视野提供最原始的理论基础。
除此之外,还有可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农家、为娱乐手段贫瘠的百姓提供消遣的家,乃至于如今汉室风头正盛,十分适合经济复苏的黄老学说等等,都能在特定的范畴内,发挥出积极的作用。
而对已经不再对周亚夫抱有太大期望的刘弘而言,眼前的申屠嘉,就算是‘汉开国元勋’阶级,所能贡献出的最后一个人才了。
之后,汉室必然会如大多数稳定下来的封建政权一样,从武人执政时期,向文官掌权时代过渡。
贾谊、晁错这样的贤良方正将大放异彩,张释之、桑弘羊这样的商界精英也将步入政坛。
文官集团和武将集团各自的尿性,刘弘自是了若指掌——文官集团,在竭尽所能揽权的同时,会本能的抗拒一切变化。
在历史上,绝大多数封建王朝在进入‘文官集团为主’的政体之后,大半都会走上腐朽的下坡路。
国家弊政得不到修缮,问题得不到解决,随着时间的推移,文官集团甚至会最终成为这些问题的获益者、制造者。
而武将集团则呈现出另一个极端:为了武勋,这帮武夫甚至敢无中生有,制造战争!
为了引起战争,武夫阶级会不遗余力的撺掇朝堂:xxx对我大汉不恭,咱得收拾他呀!
这还算好的——如果鼓噪战争而不得,亦或没有得到自己理想中的待遇,武人阶级也不比吃人血馒头的文官集团好到哪里去。
——喝兵血、吃空饷,乃至于杀良冒功,在后世都成为了武人集团的基操。
二者孰是孰非,自是一目了然——任何一个阵营的单独存在,都会使政权‘跛(bǒ)脚’。
所以即便知道很难达成,刘弘也想要试一试,看能不能让这两个阵营,成为汉室的油门和刹车,同时存在,互相制衡,却又谁都奈何不了谁。
文官集团更为守旧,但相应的,也意味着更加稳定。
就像那句‘武夺江山、文治天下’一样,政权的治理,最终还是要依靠文人阶级。
毕竟不是谁,都能做到汉初开国元勋那样‘文能提笔修诗赋,武能上马安天下’非人的壮举。
所以刘弘更愿意把文人集团,形容为‘国家’这辆车上的刹车板。
而武人阶级的不稳定性,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。
无论古今中外,促进社会生产力、科技水平的,都永远是战争。
只有战争,才能在一段十到数十年的时间间隔内,将人类的文明先前推动前年!
就好似后世,十九世纪的华夏人还都处于‘路太远,信太慢,一生只够爱一人’的封建时期,短短百余年后,人类文明就经历了动力革命(蒸汽机)——电气革命(内燃机)——信息革命(计算机)——绿色革命(人工智能)这一连串革命。
人类在长达三千年以上的封建时代中,都没能推动一丝一毫的科技技术创新,在世界大战前后短短一百年之内,就成为了现实。
所以武人阶级,在刘弘的认知力,就是国家这台车的油门。
每一台正常的车,都需要有油门和刹车同时存在,没有油门车走不动,没有刹车,则可能会翻车。
一个健康的政权,也需要文人集团充当刹车的角色,武将阶级发挥油门的作用,才能让这辆‘车’,平稳的行驶在富强的康庄大道之上。
而此时的汉室,就将在不远的将来,面临一个十分危险的时期:以开国元勋为代表的武将集团暗弱,文官集团强势抬头。
这个时期,导致了文-武两个集团在汉武帝一朝彻底对立,并在文官集团的全面胜利中画上句号。
——就连武帝朝著名的巫蛊之祸,本质上也无法脱离‘文武相争’的内在缘由。
巫蛊之祸,与其说是李广利支持下的昌邑王,与背靠卫皇后的戾太子之间的斗争,倒不如说,是卫霍新兴武勋集团,与刘屈氂为首的文官集团的政治斗争。
巫蛊之祸结束,文官集团,虽然失去了朝堂上的大半代言人,但巨大的人员基数,使得文官集团很快就缓过神来,
而汉室武将阶级,则因为卫、霍新兴武勋集团因戾太子遭到全面清洗、之后李广利兵败身亡,而彻底落寞···
自此,汉家不再有男儿争相参军入伍的热情,也很少见朝堂之上,有武夫出身的官员位列相宰。
陈汤那句‘明犯强汉者,虽远必诛’的豪迈誓言,成为了汉家尚武之风最后的绝唱。
甚至在之后长达两千多年的华夏封建史当中,武人阶级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压,最终从西汉初文武双全,军政皆通的群体,发展成为了明末杀良冒功的**。
在这场‘刹车’与‘油门’的斗争中,油门彻底熄火,‘猛踩刹车’成为了华夏社会的主流。
原本位于世界文化中心,身为世界三大文明中最强大的华夏文明,在之后近二千年的时间之内,十分‘大度’的停下了前进的脚步,并最终被西方所超越。
所以摆在刘弘面前的,是在这个即将到来的‘文官愈发强盛、武将愈发式微’的微妙时间点,找到文-武之间的平衡。
能一直维持汉室如今‘不分文武’‘武官能治民,文官能治军’的局势自然最好,即便不能,也要保证让文-武成为汉政权的两条腿,交替前进,谁也不比谁短一截。
而如今,文官集团起势在即,武将群体已然开始落寞。
武人阶级的落寞,主要源自于开国元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,而汉初保守的对外战略,使得军方后续的新鲜血液很难得到出头的机会。
对于武人集团的落寞,刘弘没有太好的办法——无论如何,汉室也需要完成基本的物质基础积累,才能逐步开启与匈奴的系列战役。
既然武人的落寞无法遏制,那刘弘就只能从另一方面下手,给即将抬头的文官集团,创造一些阻碍。
只有这样,才能让刘弘有更多的时间,完成汉室的物质积累,让武人阶级缓缓停下衰败的速度,与‘后来居上’的文官集团达成一个微妙的平衡点。
而对文官集团最好的遏抑,古往今来都只有一个方法,具有‘立竿见影’的成效。
——分权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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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在内史任上管理好关中,那就必然能在丞相任上,管好关中,以及关东多出的那几十个县。
所以在汉室,除了功勋卓著,子孙受惠的开国元勋,以及周亚夫、卫霍这样于天下有大功的武人之外,寻常官僚要想一展胸中报复,染指丞相大位,就普遍需要尊崇汉室官场特有的秩序。
第一步:要么被举贤良方正成为侍郎,要么恩萌为郎中;要么凭借武力成为中郎,亦或是通过赀官,成为赀郎。
说白了:先以郎官之身,在宫里历练一番就对了。
之后,就是大部分官员晋升生涯所不可避免的经历——外放!
如果是侍郎,那一般是酌情外放为郡守、县令这样郡县主官,辅以郎中为副官;中郎外放为郡尉、县尉、都尉这样的武将。
至于赀郎,则因为商人出身的政治污点,很少能得到外放的机会,只能如历史上的文帝廷尉张释之那样,等候袁盎之类的‘恩主’举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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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万一表现的不好,甚至只是表现得没有想象中那么好,就很容易淡出朝堂的视野,乃至于被天子忘记,在地方干到告老还乡。
在地方得到出色的政绩,并借此回到中枢之后,官僚普遍会被任命为九卿副职,或在长安两军任校尉之类的职务,寻求建功立业的机会。
再之后,就是熬。
要么在九卿副职的位置上熬死上司,并保证自己是九卿候选中最有竞争力的一人,要么在南北两军熬到战争机会,并在战斗中立下功勋,为自己的官僚生涯打下坚实的‘成份’基础。
而九卿当中,除了内史本人之外,剩下八个人当中但凡有点雄心壮志的,追求都只有一个:成为内史!
因为只有通过内史证明自己的能力,才有机会向三公,即御史大夫之位展开冲击。
也只有御史大夫之位,能稳稳的预定一张丞相大位的门票。
虽然丞相、御史大夫、太尉同为三公,但太尉本就属于军政系统,只能通过武勋获得;而丞相和御史大夫,更像是‘正副职’的关系。
想想也知道:从县令直接身为郡守的概率,无疑比郡丞副官转正成为郡守的概率小得多。
在汉室朝堂也一样:相较于从九卿直接成为丞相,更多的情况,还是从御史大夫这个‘亚相’的位置副官转正,顺理成章的成为丞相。
既然在汉室,御史大夫=准丞相,那成为御史大夫的条件,自然也是苛刻无比了——与‘非侯为相’一样,通常情况下,御史大夫也很少出现没有彻侯之爵的显现。
想想也正常:一个武勋都还没达到封侯要求的官僚,在汉室很难有什么作为。
自然而然,作为‘准御史大夫’的内史,自然也要在一定程度上,满足‘彻侯之爵’的身份要求。
在汉室初,类似的政治潜规则并不明显——毕竟汉室前几位丞相,其政治轨迹都是‘平民-功臣-丞相’这样的逆袭式上位。
早已在战争中证明过自己能力的开国元勋,不需要再走郎官-外放-任九卿-为内史-晋御史大夫-拜相这样的轨迹。
如萧何这样的猛人,当初就几乎是从一个负责后勤粮草的‘后将军’,直接成为汉相的逆袭典范。
平阳侯曹参,虽然在萧何去世前做过齐国丞相和御史大夫,但曹参在开国功臣中的声望,丝毫不比萧何底。
在刘邦称帝,并‘论功行赏’时,大半舆论都以为,随刘邦南征北战,身负七十余创的平阳侯曹参,应该排在第一。
只不过刘邦强行把萧何排在了第一位,这才让曹参成为了汉室第二位丞相。
而现如今,开国元勋大半凋零——在陈平死去、审食其为相的那一刻,汉室就基本告别了‘开国元勋’为相宰的时代。
毕竟从严格意义上来讲,无论是如今的辟阳侯审食其,还是即将接替审食其的北平侯张苍,亦或是将来替补张苍的故安侯申屠嘉,都算不上开国元勋当中的佼佼者。
审食其无论是爵位,亦或是如今丞相的官位,都属于‘恩封’的范畴,和审食其的功勋关系不大。
张苍成为丞相,则更多是出于出色的政治手腕,以及‘荀子门徒’的舆论话语权。
说白了,人家成为丞相纯靠治政能力,武勋只是达到了及格线而已,并不像开国时的萧何曹参那般,占据主要因素。
至于再往后的申屠嘉,那更是不用说——申屠嘉食邑五百户的故安侯,甚至都不是高皇帝封的!
说白了,申屠嘉根本算不上开国元勋。
这样一来,类似‘非侯勿相’‘非侯勿御史’,乃至于‘非侯勿内史’这样的政治潜规则,在汉室政坛自然也就愈发直白。
毕竟如今的汉室,已经没有可以依仗的开国元勋,官员能力是否出众,只能通过其过往的执政经历作为参考,以得出一个基本准确的判断。
即便如此,此时汉室选拔郡守、郡尉一级的地方官僚,更多还是以开国时立下的武勋为主要参照。
那申屠嘉来说,就是从大头兵一点点成为军官,并折道成为淮阳郡守的鲜活例子。
但再过几十年,在开国时立下功勋的所有人都化为黄土之后,还是就见迎来一次十分严重的人才断档期。
在历史上,这一时期恰好是景帝一朝。
贾谊、晁错这样的有识之士不再出现,开国元勋当中,就连申屠嘉这样的‘最后排面’都告别人世,汉室,陷入了史无前例的官僚紧缺时期。
恰恰是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,才让从汉初就一直抬不起头的儒家抓住机会,凭借‘有教无类’的人海战术一点点发扬壮大,并最终在武帝一朝开花结果,达成‘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’的伟大胜利。
而这一世,刘弘必然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。
——正所谓流水不腐,又有言道:生于安乐,死于忧患。
即便单单出于‘让儒家时刻保持紧迫感’的考虑,刘弘都会尽量保留百家学说,以求百家争鸣的状况,成为汉室之后百年的常态。
更何况诸子百家中,早就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;且其余诸家学说当中,也有许多儒家所欠缺,却于国家大有裨益的思想。
如法家的学说,就很适合用于法治思想建设;墨家的主张,适合发展科技创新;纵横家的学说,可以为外交视野提供最原始的理论基础。
除此之外,还有可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农家、为娱乐手段贫瘠的百姓提供消遣的家,乃至于如今汉室风头正盛,十分适合经济复苏的黄老学说等等,都能在特定的范畴内,发挥出积极的作用。
而对已经不再对周亚夫抱有太大期望的刘弘而言,眼前的申屠嘉,就算是‘汉开国元勋’阶级,所能贡献出的最后一个人才了。
之后,汉室必然会如大多数稳定下来的封建政权一样,从武人执政时期,向文官掌权时代过渡。
贾谊、晁错这样的贤良方正将大放异彩,张释之、桑弘羊这样的商界精英也将步入政坛。
文官集团和武将集团各自的尿性,刘弘自是了若指掌——文官集团,在竭尽所能揽权的同时,会本能的抗拒一切变化。
在历史上,绝大多数封建王朝在进入‘文官集团为主’的政体之后,大半都会走上腐朽的下坡路。
国家弊政得不到修缮,问题得不到解决,随着时间的推移,文官集团甚至会最终成为这些问题的获益者、制造者。
而武将集团则呈现出另一个极端:为了武勋,这帮武夫甚至敢无中生有,制造战争!
为了引起战争,武夫阶级会不遗余力的撺掇朝堂:xxx对我大汉不恭,咱得收拾他呀!
这还算好的——如果鼓噪战争而不得,亦或没有得到自己理想中的待遇,武人阶级也不比吃人血馒头的文官集团好到哪里去。
——喝兵血、吃空饷,乃至于杀良冒功,在后世都成为了武人集团的基操。
二者孰是孰非,自是一目了然——任何一个阵营的单独存在,都会使政权‘跛(bǒ)脚’。
所以即便知道很难达成,刘弘也想要试一试,看能不能让这两个阵营,成为汉室的油门和刹车,同时存在,互相制衡,却又谁都奈何不了谁。
文官集团更为守旧,但相应的,也意味着更加稳定。
就像那句‘武夺江山、文治天下’一样,政权的治理,最终还是要依靠文人阶级。
毕竟不是谁,都能做到汉初开国元勋那样‘文能提笔修诗赋,武能上马安天下’非人的壮举。
所以刘弘更愿意把文人集团,形容为‘国家’这辆车上的刹车板。
而武人阶级的不稳定性,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。
无论古今中外,促进社会生产力、科技水平的,都永远是战争。
只有战争,才能在一段十到数十年的时间间隔内,将人类的文明先前推动前年!
就好似后世,十九世纪的华夏人还都处于‘路太远,信太慢,一生只够爱一人’的封建时期,短短百余年后,人类文明就经历了动力革命(蒸汽机)——电气革命(内燃机)——信息革命(计算机)——绿色革命(人工智能)这一连串革命。
人类在长达三千年以上的封建时代中,都没能推动一丝一毫的科技技术创新,在世界大战前后短短一百年之内,就成为了现实。
所以武人阶级,在刘弘的认知力,就是国家这台车的油门。
每一台正常的车,都需要有油门和刹车同时存在,没有油门车走不动,没有刹车,则可能会翻车。
一个健康的政权,也需要文人集团充当刹车的角色,武将阶级发挥油门的作用,才能让这辆‘车’,平稳的行驶在富强的康庄大道之上。
而此时的汉室,就将在不远的将来,面临一个十分危险的时期:以开国元勋为代表的武将集团暗弱,文官集团强势抬头。
这个时期,导致了文-武两个集团在汉武帝一朝彻底对立,并在文官集团的全面胜利中画上句号。
——就连武帝朝著名的巫蛊之祸,本质上也无法脱离‘文武相争’的内在缘由。
巫蛊之祸,与其说是李广利支持下的昌邑王,与背靠卫皇后的戾太子之间的斗争,倒不如说,是卫霍新兴武勋集团,与刘屈氂为首的文官集团的政治斗争。
巫蛊之祸结束,文官集团,虽然失去了朝堂上的大半代言人,但巨大的人员基数,使得文官集团很快就缓过神来,
而汉室武将阶级,则因为卫、霍新兴武勋集团因戾太子遭到全面清洗、之后李广利兵败身亡,而彻底落寞···
自此,汉家不再有男儿争相参军入伍的热情,也很少见朝堂之上,有武夫出身的官员位列相宰。
陈汤那句‘明犯强汉者,虽远必诛’的豪迈誓言,成为了汉家尚武之风最后的绝唱。
甚至在之后长达两千多年的华夏封建史当中,武人阶级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压,最终从西汉初文武双全,军政皆通的群体,发展成为了明末杀良冒功的**。
在这场‘刹车’与‘油门’的斗争中,油门彻底熄火,‘猛踩刹车’成为了华夏社会的主流。
原本位于世界文化中心,身为世界三大文明中最强大的华夏文明,在之后近二千年的时间之内,十分‘大度’的停下了前进的脚步,并最终被西方所超越。
所以摆在刘弘面前的,是在这个即将到来的‘文官愈发强盛、武将愈发式微’的微妙时间点,找到文-武之间的平衡。
能一直维持汉室如今‘不分文武’‘武官能治民,文官能治军’的局势自然最好,即便不能,也要保证让文-武成为汉政权的两条腿,交替前进,谁也不比谁短一截。
而如今,文官集团起势在即,武将群体已然开始落寞。
武人阶级的落寞,主要源自于开国元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,而汉初保守的对外战略,使得军方后续的新鲜血液很难得到出头的机会。
对于武人集团的落寞,刘弘没有太好的办法——无论如何,汉室也需要完成基本的物质基础积累,才能逐步开启与匈奴的系列战役。
既然武人的落寞无法遏制,那刘弘就只能从另一方面下手,给即将抬头的文官集团,创造一些阻碍。
只有这样,才能让刘弘有更多的时间,完成汉室的物质积累,让武人阶级缓缓停下衰败的速度,与‘后来居上’的文官集团达成一个微妙的平衡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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