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0319章 东胡卢王
卢绾的一生,无疑充满了传奇色彩,并将一个确凿无疑的人生哲理,摆到了世人面前。
——只要抱的大腿够粗,那就是择及三代!就拿如今已经投降匈奴,成为东胡王的老卢家来说,历史上直到武帝一朝,卢绾的孙子卢他之,率部重回汉室,仍旧换得了一个彻侯之爵。
但卢绾叛逃匈奴一事,也确实在汉室脸上打了个响彻云霄的耳光。再加上卢绾叛逃,打的是开国皇帝刘邦的脸,就使得在汉室很长的一段时间间隔之内,‘卢绾’这个人名,成为了韩信、彭越那样‘决不能提’的名词。
而如今,作为当事人的卢绾去世,已经过去了十六年,汉匈战略格局,也与汉初刘邦在位的时期,发生了一些变化。
当时,汉室的主要战略重点,还是集中在铲除内部割据势力,即异姓诸侯之上。
卢绾叛逃匈奴,造成的最大影响其实并不是影响了汉匈之间的战略格局,而是卢绾作为刘邦的把兄弟,依旧没能逃脱被铲除的命运,使得汉室承担了很大的内部舆论压力——先封王,后欲杀王,再怎么说,也终究有些薄情寡义的意味。
更何况还是先封七王,而后杀其四,废一、逐一。就连汉初及其不受待见的儒家,都借着卢绾之事,重新在汉室舆论界抬起了头!
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卢绾叛逃匈奴的实质意义,早已经不是过去‘异姓诸侯遭受中央压迫’了。
汉初异姓诸侯七人,韩王信、楚王韩信、梁王彭越、淮南王英布皆死、赵王张敖被废王为侯,燕王卢绾叛逃匈奴,确实在当时,让汉家遭受了很大的非议。
但在此之后,长沙王一门依旧安稳存在十数年,使得汉室‘苛待功臣’的嫌疑,已经逐渐被岁月洗净大半。
而汉室的战略重心,也早就在孝惠一朝,从异姓诸侯变成了宗亲诸侯。
随着去年的齐悼惠王诸子之乱结束,汉室中央正式将诸侯国的削弱提上章程,汉室内部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。
自然而然,汉室的战略重心,也从内部移向了外部,即:位于汉室西北方向,盘踞河西走廊的月氏;位于汉室北方,掌控整个草原的匈奴;位于汉室东北,占据整座朝鲜半岛、后世东三省大半区域的卫氏朝鲜,以及雄踞长沙以南,格局自立的南越。
这其中,南方的南越、东北的卫氏朝鲜,都可以划为汉室的‘内部历史遗留问题’,对汉室并没有多大的威胁。
对于这两个方向,汉室并不需要考虑‘会不会遭受打击’,而只需要考虑:究竟怎么样,才能以最小的代价,达成对这两块区域的实质统一。
至于西北方向的月氏,更是对汉室毫无威胁——如今的月氏,已经走到了亡国灭种的边沿!
如果说诸侯割据,属于汉室的内部问题,那对于匈奴而言,最大的内部问题,就是月氏。
道理很简单:一山不容二虎。更何况是在弱肉强食,奉行赤裸裸的丛林法则的草原之上,统一,才是永远的头等大事。
和战国时期,秦绝对不会把战略重心侧重于北方蛮族,而是大半集中在统一神州一样,对于草原游牧民族而言,争霸统一,也同样是铭刻于灵魂深处的本能。
就如同历史上,晁错在奉上《削藩策》时,对景帝刘启说的那句‘匈奴,疥癣之疾;诸侯,心腹大患’一样,对匈奴人而言,汉室的战略重要性,也远不及月氏这个同为游牧文明的政权。
可以说,在必要的情况下,匈奴甚至有可能接受‘以财物贿赂汉室’作为代价,以换取能将所有的精力,集中在消灭月氏之上!
盖因为汉匈之间,本质上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。在双方的认知当中,都或多或少带有‘哪怕输了,对方也无法统治我’的潜意识。
匈奴人不认为,以步兵组成、世代务农的汉人,会抢走他们赖以维生的草原;而汉人也不相信,粗鄙不堪的蛮夷,有能力对神州大陆实行有效的统治。
而内部竞争对手,就截然不一样了。拿汉室来说,一旦某一个割据势力坐大,就很有可能产生‘江山变色,社稷易主‘的可能。
对匈奴而言也一样:一旦月氏这样的游牧政权得到喘息,那必然会出现‘月氏称霸草原‘的隐患。
所以,即便不知道如今匈奴与月氏之间的具体状况,刘弘也能根据对历史的了解,而推断出大概状况。
在历史上,月氏人第一次遭受匈奴的重大打击,大约是在高皇帝时期。
彼时,冒顿刚将父亲头曼杀害,坐上匈奴单于的宝座,并彻底击败了东胡部。
在草原三方势力最大的东胡灭亡之后,冒顿便回过头,看向了称霸草原路上的最后一个对手:月氏。
此时,中央刚解释秦末纷争,转而进入了项刘两家激烈的争霸当中。来自长城内的压力陡然骤减,冒顿当即决定:发兵讨伐月氏。
被有了南方汉人政权的军事压力,又得到了原东胡部大半财富、牧畜以及人口,匈奴顿时实力大增,将月氏打的一推再推。
经过长达二十年的蚕食,到历史上的文帝一朝,月氏人已经彻底被匈奴,逼在了河西走廊。
北有匈奴锐骑相逼,南有青藏高原相阻,东有汉室雄踞,月氏最后的退路,就只剩下一条:向西退往西域。
历史上的汉文帝四年,匈奴右贤王率军大败月氏,月氏人只能放弃时代生存的河西走廊,撤至伊犁河流域。
在月氏彻底退出草原之后,匈奴才算是彻底统一了草原,并逐渐成为汉室的心腹大患。
所以现如今,汉-匈之间的战略格局,是汉室基本完成了内部统一,逐渐有力将战略重心外移,并将大部分战略重心,集中在北方的匈奴人身上。
而匈奴的战略重心,依旧死死锁定在打败月氏,同意草原。这种微妙的变化,使得汉室的战略状况得到了大幅好转,并得到了极大的喘息空间。
在历史上,匈奴在文帝年间打败月氏,但汉室却直到景帝年间,才彻底解决了内部问题,并开始进入漫长的发展期。
而现在,反倒是汉室借着齐悼惠王诸子之乱,抢先解决了内部问题。这对于汉室初步掌握对外战略主动权,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。
道理很简单:历史上的汉室,在高皇帝、文帝、景帝时期,并非全然没有对匈奴开战的力量!
文帝曾御驾亲征,将匈奴人硬生生打回草原;景帝刘启一朝,更是有李广、致都、程不识等名将,将匈奴人打的满地找牙。
高皇帝刘邦,更是曾率领步骑大军合计三十二万,于白登山与冒顿亲自来过!
只不过,这一次次对外征讨,无一不是被汉室内部割据势力所破坏。高皇帝身陷白登之围,是因为韩王信投降匈奴;文帝没能与匈奴大战三百回合,是因为济北王刘兴居反叛;景帝刘启明明有能力打击匈奴却不打,更是因为吴楚七国之乱,将刘启的大半生命力耗尽···所以,即便是在历史上,汉室也从来不是因为打不过,才在匈奴人面前在三退让;而是内部割据势力,让汉室无法将注意力完全集中,用在对匈奴的战略布局。
国家和国家、政权和政权之间的较量,往往就取决于一些微小的领先:我有,你没有,那你就得处于劣势。
如历史上的文、景两朝,匈奴完全统一了草原,具备了对汉室的全部战略主动权,而汉室却没有彻底完成内部力量整合,就只能通过和亲,以换取发展时间。
现在的状况,无疑是和历史上掉了个个儿。——即便按历史的轨迹,匈奴扫灭月氏也还要至少两年!
而汉室,却已经完成了内部力量整合!理论上,光此一事,就已经让汉室具备了战略主动权——起码‘打不打‘这件事,已经可以由汉室说了算了!
至于打不打得过,就是汉室接下来要考虑的问题了——力量积攒。就如同历史上的景帝一朝,经过吴楚之乱,汉室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内部统一,具备了对外战略决定权,而不需要再担心对外战争之时,内部会出现问题。
但即便如此,景帝刘启也没有立刻启动决战,而是让汉室再安稳发育了数十年,将扫灭匈奴的任务,交到了继承人:刘彻手中。
究其原因,就是因为:内部力量整合,只能让汉室具备‘打不打’的决定权,却无法影响‘能不能打过’的客观现实。
步兵在面对骑兵集群时的天然劣势,使得汉室必须要进行足够的准备,才能开启汉匈战争,并保证不会落败。
历史上,汉室是经过文、景两代皇帝接力发展综合国力,大力发展马政建设,才改变了汉室步兵集群,在面对匈奴骑兵集群时的战略劣势,形成了‘一汉当五胡’的巨大优势格局。
理论上,历史上文、景二帝的思路并没有问题:你有骑兵,我没有,那我发展骑兵就行咯~等我也有了骑兵,就能打过你了!
但马政的建设,从来都不是一朝一夕之间所能完成的。尤其是如今,在汉室机缘巧合间,率先完成内部统一,占据了对匈奴的微小战略主动权之后,汉室需要做的,就不是慢慢发育,等待时机了。
——而是尽快掌控战略进攻权,一举打破‘被动挨打’的对外战略劣势!
即便不考虑这层战略层面的因素,光是刘弘穿越者的身份,就很难让他做出‘发展骑兵,用骑兵对抗骑兵’的决定。
——谁说打骑兵,就必须要用骑兵了?在冷兵器时代的兵种克制关系中,骑兵最大的敌人,从来都不是‘更强的’骑兵。
而是重步兵集群!虽然将来,刘弘也同样要进行马政建设,掌控一定的骑兵力量,但也绝不是为了让汉室的骑兵部队,去和从小就在马背上长大的匈奴骑兵对砍。
——在冷兵器时代,步骑联合作战部队,才是真正属于‘降维打击’范畴的黑科技!
对此,刘弘自也是早有安排。——现羽林都尉,就是一支以弓弩等远距离打击手段为主要战斗方式的部队!
而筹建在即的长安蓝田都尉,便是刘弘为重步兵部队而做出的试探。在之后的五到十年内,重步兵+弓弩兵的组合,就是汉室所依仗的重点兵种。
之后,随着马政建设跟上来,骑兵建设开始步入正轨,汉室就将不再有军事短板。
总的来说,对匈奴的战略准备,已经在刘弘的全方位筹谋布局之下走向正轨。
在这种情况下,身处匈奴草原的东胡王部,对汉室的重要性显然不言而喻。
——在内部发展、外部施压的同时,汉室需要尽量掌握匈奴内部的状况,从而做出更准确的战略判断和选择。
而在这方面,相较于远居幕北的韩王部,无疑是位于幕南,距离汉室更近的东胡王部,更能发挥‘刺探情报‘的作用。
准备,已经在刘弘的全方位筹谋布局之下走向正轨。在这种情况下,身处匈奴草原的东胡王部,对汉室的重要性显然不言而喻。
——在内部发展、外部施压的同时,汉室需要尽量掌握匈奴内部的状况,从而做出更准确的战略判断和选择。
而在这方面,相较于远居幕北的韩王部,无疑是位于幕南,距离汉室更近的东胡王部,更能发挥‘刺探情报‘的作用。
准备,已经在刘弘的全方位筹谋布局之下走向正轨。在这种情况下,身处匈奴草原的东胡王部,对汉室的重要性显然不言而喻。
——在内部发展、外部施压的同时,汉室需要尽量掌握匈奴内部的状况,从而做出更准确的战略判断和选择。
而在这方面,相较于远居幕北的韩王部,无疑是位于幕南,距离汉室更近的东胡王部,更能发挥‘刺探情报‘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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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只要抱的大腿够粗,那就是择及三代!就拿如今已经投降匈奴,成为东胡王的老卢家来说,历史上直到武帝一朝,卢绾的孙子卢他之,率部重回汉室,仍旧换得了一个彻侯之爵。
但卢绾叛逃匈奴一事,也确实在汉室脸上打了个响彻云霄的耳光。再加上卢绾叛逃,打的是开国皇帝刘邦的脸,就使得在汉室很长的一段时间间隔之内,‘卢绾’这个人名,成为了韩信、彭越那样‘决不能提’的名词。
而如今,作为当事人的卢绾去世,已经过去了十六年,汉匈战略格局,也与汉初刘邦在位的时期,发生了一些变化。
当时,汉室的主要战略重点,还是集中在铲除内部割据势力,即异姓诸侯之上。
卢绾叛逃匈奴,造成的最大影响其实并不是影响了汉匈之间的战略格局,而是卢绾作为刘邦的把兄弟,依旧没能逃脱被铲除的命运,使得汉室承担了很大的内部舆论压力——先封王,后欲杀王,再怎么说,也终究有些薄情寡义的意味。
更何况还是先封七王,而后杀其四,废一、逐一。就连汉初及其不受待见的儒家,都借着卢绾之事,重新在汉室舆论界抬起了头!
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卢绾叛逃匈奴的实质意义,早已经不是过去‘异姓诸侯遭受中央压迫’了。
汉初异姓诸侯七人,韩王信、楚王韩信、梁王彭越、淮南王英布皆死、赵王张敖被废王为侯,燕王卢绾叛逃匈奴,确实在当时,让汉家遭受了很大的非议。
但在此之后,长沙王一门依旧安稳存在十数年,使得汉室‘苛待功臣’的嫌疑,已经逐渐被岁月洗净大半。
而汉室的战略重心,也早就在孝惠一朝,从异姓诸侯变成了宗亲诸侯。
随着去年的齐悼惠王诸子之乱结束,汉室中央正式将诸侯国的削弱提上章程,汉室内部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。
自然而然,汉室的战略重心,也从内部移向了外部,即:位于汉室西北方向,盘踞河西走廊的月氏;位于汉室北方,掌控整个草原的匈奴;位于汉室东北,占据整座朝鲜半岛、后世东三省大半区域的卫氏朝鲜,以及雄踞长沙以南,格局自立的南越。
这其中,南方的南越、东北的卫氏朝鲜,都可以划为汉室的‘内部历史遗留问题’,对汉室并没有多大的威胁。
对于这两个方向,汉室并不需要考虑‘会不会遭受打击’,而只需要考虑:究竟怎么样,才能以最小的代价,达成对这两块区域的实质统一。
至于西北方向的月氏,更是对汉室毫无威胁——如今的月氏,已经走到了亡国灭种的边沿!
如果说诸侯割据,属于汉室的内部问题,那对于匈奴而言,最大的内部问题,就是月氏。
道理很简单:一山不容二虎。更何况是在弱肉强食,奉行赤裸裸的丛林法则的草原之上,统一,才是永远的头等大事。
和战国时期,秦绝对不会把战略重心侧重于北方蛮族,而是大半集中在统一神州一样,对于草原游牧民族而言,争霸统一,也同样是铭刻于灵魂深处的本能。
就如同历史上,晁错在奉上《削藩策》时,对景帝刘启说的那句‘匈奴,疥癣之疾;诸侯,心腹大患’一样,对匈奴人而言,汉室的战略重要性,也远不及月氏这个同为游牧文明的政权。
可以说,在必要的情况下,匈奴甚至有可能接受‘以财物贿赂汉室’作为代价,以换取能将所有的精力,集中在消灭月氏之上!
盖因为汉匈之间,本质上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。在双方的认知当中,都或多或少带有‘哪怕输了,对方也无法统治我’的潜意识。
匈奴人不认为,以步兵组成、世代务农的汉人,会抢走他们赖以维生的草原;而汉人也不相信,粗鄙不堪的蛮夷,有能力对神州大陆实行有效的统治。
而内部竞争对手,就截然不一样了。拿汉室来说,一旦某一个割据势力坐大,就很有可能产生‘江山变色,社稷易主‘的可能。
对匈奴而言也一样:一旦月氏这样的游牧政权得到喘息,那必然会出现‘月氏称霸草原‘的隐患。
所以,即便不知道如今匈奴与月氏之间的具体状况,刘弘也能根据对历史的了解,而推断出大概状况。
在历史上,月氏人第一次遭受匈奴的重大打击,大约是在高皇帝时期。
彼时,冒顿刚将父亲头曼杀害,坐上匈奴单于的宝座,并彻底击败了东胡部。
在草原三方势力最大的东胡灭亡之后,冒顿便回过头,看向了称霸草原路上的最后一个对手:月氏。
此时,中央刚解释秦末纷争,转而进入了项刘两家激烈的争霸当中。来自长城内的压力陡然骤减,冒顿当即决定:发兵讨伐月氏。
被有了南方汉人政权的军事压力,又得到了原东胡部大半财富、牧畜以及人口,匈奴顿时实力大增,将月氏打的一推再推。
经过长达二十年的蚕食,到历史上的文帝一朝,月氏人已经彻底被匈奴,逼在了河西走廊。
北有匈奴锐骑相逼,南有青藏高原相阻,东有汉室雄踞,月氏最后的退路,就只剩下一条:向西退往西域。
历史上的汉文帝四年,匈奴右贤王率军大败月氏,月氏人只能放弃时代生存的河西走廊,撤至伊犁河流域。
在月氏彻底退出草原之后,匈奴才算是彻底统一了草原,并逐渐成为汉室的心腹大患。
所以现如今,汉-匈之间的战略格局,是汉室基本完成了内部统一,逐渐有力将战略重心外移,并将大部分战略重心,集中在北方的匈奴人身上。
而匈奴的战略重心,依旧死死锁定在打败月氏,同意草原。这种微妙的变化,使得汉室的战略状况得到了大幅好转,并得到了极大的喘息空间。
在历史上,匈奴在文帝年间打败月氏,但汉室却直到景帝年间,才彻底解决了内部问题,并开始进入漫长的发展期。
而现在,反倒是汉室借着齐悼惠王诸子之乱,抢先解决了内部问题。这对于汉室初步掌握对外战略主动权,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。
道理很简单:历史上的汉室,在高皇帝、文帝、景帝时期,并非全然没有对匈奴开战的力量!
文帝曾御驾亲征,将匈奴人硬生生打回草原;景帝刘启一朝,更是有李广、致都、程不识等名将,将匈奴人打的满地找牙。
高皇帝刘邦,更是曾率领步骑大军合计三十二万,于白登山与冒顿亲自来过!
只不过,这一次次对外征讨,无一不是被汉室内部割据势力所破坏。高皇帝身陷白登之围,是因为韩王信投降匈奴;文帝没能与匈奴大战三百回合,是因为济北王刘兴居反叛;景帝刘启明明有能力打击匈奴却不打,更是因为吴楚七国之乱,将刘启的大半生命力耗尽···所以,即便是在历史上,汉室也从来不是因为打不过,才在匈奴人面前在三退让;而是内部割据势力,让汉室无法将注意力完全集中,用在对匈奴的战略布局。
国家和国家、政权和政权之间的较量,往往就取决于一些微小的领先:我有,你没有,那你就得处于劣势。
如历史上的文、景两朝,匈奴完全统一了草原,具备了对汉室的全部战略主动权,而汉室却没有彻底完成内部力量整合,就只能通过和亲,以换取发展时间。
现在的状况,无疑是和历史上掉了个个儿。——即便按历史的轨迹,匈奴扫灭月氏也还要至少两年!
而汉室,却已经完成了内部力量整合!理论上,光此一事,就已经让汉室具备了战略主动权——起码‘打不打‘这件事,已经可以由汉室说了算了!
至于打不打得过,就是汉室接下来要考虑的问题了——力量积攒。就如同历史上的景帝一朝,经过吴楚之乱,汉室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内部统一,具备了对外战略决定权,而不需要再担心对外战争之时,内部会出现问题。
但即便如此,景帝刘启也没有立刻启动决战,而是让汉室再安稳发育了数十年,将扫灭匈奴的任务,交到了继承人:刘彻手中。
究其原因,就是因为:内部力量整合,只能让汉室具备‘打不打’的决定权,却无法影响‘能不能打过’的客观现实。
步兵在面对骑兵集群时的天然劣势,使得汉室必须要进行足够的准备,才能开启汉匈战争,并保证不会落败。
历史上,汉室是经过文、景两代皇帝接力发展综合国力,大力发展马政建设,才改变了汉室步兵集群,在面对匈奴骑兵集群时的战略劣势,形成了‘一汉当五胡’的巨大优势格局。
理论上,历史上文、景二帝的思路并没有问题:你有骑兵,我没有,那我发展骑兵就行咯~等我也有了骑兵,就能打过你了!
但马政的建设,从来都不是一朝一夕之间所能完成的。尤其是如今,在汉室机缘巧合间,率先完成内部统一,占据了对匈奴的微小战略主动权之后,汉室需要做的,就不是慢慢发育,等待时机了。
——而是尽快掌控战略进攻权,一举打破‘被动挨打’的对外战略劣势!
即便不考虑这层战略层面的因素,光是刘弘穿越者的身份,就很难让他做出‘发展骑兵,用骑兵对抗骑兵’的决定。
——谁说打骑兵,就必须要用骑兵了?在冷兵器时代的兵种克制关系中,骑兵最大的敌人,从来都不是‘更强的’骑兵。
而是重步兵集群!虽然将来,刘弘也同样要进行马政建设,掌控一定的骑兵力量,但也绝不是为了让汉室的骑兵部队,去和从小就在马背上长大的匈奴骑兵对砍。
——在冷兵器时代,步骑联合作战部队,才是真正属于‘降维打击’范畴的黑科技!
对此,刘弘自也是早有安排。——现羽林都尉,就是一支以弓弩等远距离打击手段为主要战斗方式的部队!
而筹建在即的长安蓝田都尉,便是刘弘为重步兵部队而做出的试探。在之后的五到十年内,重步兵+弓弩兵的组合,就是汉室所依仗的重点兵种。
之后,随着马政建设跟上来,骑兵建设开始步入正轨,汉室就将不再有军事短板。
总的来说,对匈奴的战略准备,已经在刘弘的全方位筹谋布局之下走向正轨。
在这种情况下,身处匈奴草原的东胡王部,对汉室的重要性显然不言而喻。
——在内部发展、外部施压的同时,汉室需要尽量掌握匈奴内部的状况,从而做出更准确的战略判断和选择。
而在这方面,相较于远居幕北的韩王部,无疑是位于幕南,距离汉室更近的东胡王部,更能发挥‘刺探情报‘的作用。
准备,已经在刘弘的全方位筹谋布局之下走向正轨。在这种情况下,身处匈奴草原的东胡王部,对汉室的重要性显然不言而喻。
——在内部发展、外部施压的同时,汉室需要尽量掌握匈奴内部的状况,从而做出更准确的战略判断和选择。
而在这方面,相较于远居幕北的韩王部,无疑是位于幕南,距离汉室更近的东胡王部,更能发挥‘刺探情报‘的作用。
准备,已经在刘弘的全方位筹谋布局之下走向正轨。在这种情况下,身处匈奴草原的东胡王部,对汉室的重要性显然不言而喻。
——在内部发展、外部施压的同时,汉室需要尽量掌握匈奴内部的状况,从而做出更准确的战略判断和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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