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0327章 新的难题
在‘金毒灼魂’的说法,得到汉室官方神棍许负的简单解释时,刘弘正端坐于未央宫宣室殿,处理着关中各地送来的总结报告。
总的来说,今年关中补种宿麦的成果,还算是比较喜人。
关中去年春、秋之间的粟米耕种,由于无数寻常百姓家的壮年劳动力,被中央征召去参加战争,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荒废。
想想也正常:汉室的‘一家五口’,普遍都是父母双亲,带着几个小孩子所组成。
壮年劳动力,普遍就是家中的男主人。
至于家中的孩子,则大都会在成长到足以被称为‘壮劳力’的年纪时,也差不多要娶妻生子,分家别户了。
而战争爆发时,中央征召的民夫、青壮,乃至于参战兵卒,也大都是选择这些年富力强的壮劳力。
这就意味着,当家中唯一的顶梁柱,被中央召去参加战争之时,家里的田亩,就只能交给家里几个年幼的孩子,以及女主人看顾。
除此之外,顶多也就是年老体弱的爷爷辈,给年幼的孙子们稍微帮个忙。
这就使得去年,关中大半的田亩,都只能由老幼看顾;收成,自然也就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影响。
但凡事,都具有它的两面性——关中去年的春耕不顺利,机缘巧合的导致了关中田亩去年的‘肥力损耗’,较之过往小了一些。
在这种情况下,刘弘领头提倡关中百姓在冬天补种宿麦,得到的效果自然也就比较显著了。
根据关中各地送来的报告,刘弘能大致推断出,今年关中宿麦的收成,大概达到了平均每亩四石。
当然,宿麦的四石收成,与粟米的四石收成是两码事。
——如果是四石粟米,那在经过去壳、淘洗过后,最起码也能生下三石半左右。
但四石宿麦,最后能食用的部分,很可能勉强超过两石,甚至连两石都达不到!
听上去或许很离谱:四石麦子,最后只得到不足两石的面粉?
原因很简单:宿麦收成所得的麦粒,除了要和粟米一样,经历去壳、舂挑、淘洗的步骤外,还有一项最关键的工序——研磨成粉。
如果没有这道工序,那宿麦的最终成品,就是汉人无论如何都不愿意食用的麦饭。
而研磨成粉,又会让收获的宿麦,在一定程度上‘缩水’。
但这也同样不足以解释:研磨成粉而已,又怎么会让宿麦的总量减少,莫名蒸发呢?
——盖因为汉室所通用的度量单位:石,从来都不是重量单位,而是体积单位。
准确的说,是容量单位。
了解一下‘石’这个单位的计量方式,就能很容易理解了:量取‘一石米’,并不是通过称重手段,而是通过将米放入‘斗’内,盛满便为一斗。
而装满十个‘斗’所用到的米,其总量就被称为:一石。
当然,除此之外,也有另外的计量方式——以‘钧’为计量容器,盛满四个‘钧’所用到的米,也是一石。
这种称量方法,就会导致不同的东西,由于‘密度’的不同,而出现不同的称量结果。
在后世,人们普遍认为:一石约等于三十一千克左右;但这个等额换算,几乎只针对‘粟米’这个被称量物。
如果是一石其他农作物,都会因为粮粒的大小,而出现一定的误差:粮粒小于粟米的,一石便大于三十一千克,大于粟米,则小于三十一千克。
举个最简单的例子:在后世,一千克钢铁和一千克棉花,其重量是一致的。
但若是按汉时的计量方式算,那一石钢铁和一石棉花,所得出的重量绝对不可能相等!
一石棉花,无论是将棉花再怎么压进容器内,都不可能达到三十一千克。
而一石钢、铁等金属,也绝对不可能只有三十一千克。
而造成这种误差的原因,便是一个为后世人所熟知,此时却并没有人意识到,或者说即便意识到了,也无法解释的概念:密度。
在后世,绝大多数人都知道,水的密度等于一,其他东西,如金属、石头等高密度物体的密度大于一。
甚至有翡翠这种密度大于三,铁这种密度大于七,乃至于黄金这种密度大于十九的超高密度物质。
而造成不同密度的物体,在同一体积的情况下,具有不同重量的原因,就是因为该物体的内部,分子之间的距离大小不同。
分子之间的距离越小,密度越大,同一重量下的体积就会越小;反之,则越大。
这就造成如铁-金这两种金属,即便是在同一个体积,黄金的重量也会达到铁的将近三倍。
‘分子之间的距离’,显然是此时的人们还无法理解,也无法看到的,但具体到粟米和面粉之间,二者的‘密度’就具象多了。
同样是一石的体积,但每一粒粟米之间,都有肉眼可见的空隙;而面粉之间的空隙,已经小到了肉眼几乎不可见的地步。
在这种情况下,哪怕单独一粒粟米和麦粒的密度差不多,但在‘石’这种容量单位换算下,一石粟米的重量,很可能只对应半石面粉。
换句话说:一石粟米的重量,大概在一百二十汉斤左右;而一石面粉的重量,很可能会达到二百四十甚至二百五十汉斤!
至于刘弘为什么要纠结这个问题,那自然是为了给即将问世的面粉,制定一个合理得价格了。
根据刘弘的预案,少府收购宿麦的价格与粟米一致,为七十五钱一石。
但少府花七十五钱买进的一石冬小麦,在经过去壳、舂挑、研磨成粉等工序之后,很可能只剩下半石。
而少府把加工出来的麦粉再往外出售时,用到的单位却依旧是‘石’。
这就意味着,哪怕不考虑任何成本,只以‘不亏’为目的,一石面粉的出售价格,也起码需要达到一百五十钱。
再算上储存、加工的人工、时间成本,一石面粉的成本价,就将可能达到二百钱。
这就让刘弘有些犯难了。
哪怕不盈利,一石面粉也起码要卖二百钱?
这对于宿麦播种,以及面食的推广,将是极大的阻碍!
道理很简单:光是百姓买粮食,明码标价摆在眼前的‘粟米石七十五钱’‘麦粉石二百钱’的价格牌,就足以让百姓将麦粉,直接理解为梁米那般,只供给贵族老爷吃的‘奢侈品’。
而宿麦的年产量又与粟米接近,使其根本无法支撑每石二百钱的价格。
——梁米石数百钱,那是因为物以稀为贵~
既然宿麦并不‘稀少’,那百姓自然就不会为‘每石二百钱’的超高价格买账。
就算将面粉买回去之后,百姓很快就能发现:原本只够一家人吃三天的粟米,换成一石面粉,却能吃六天,也于事无补。
刘弘甚至非常怀疑:就算是将麦粉价格定为二百钱的成本价,都很有可能出现‘贵族都嫌太贵’的状况。
为了应对这个‘意外’状况,刘弘只能想个办法,让汉人理解一个概念:一石粟米和一石麦粉,根本就不一样重!
这个问题,让刘弘困惑了许久,都没能想到一个可行性高的方法。
——因为一石=一百二十斤的概念,早就如‘一千克=1000克’一样,深深刻入了每一个汉人的脑海之中。
这个时候,让一个人相信‘一石粟米=二石麦粉’的操作难度,几乎不比刘弘扭转汉室厚葬之风来的容易。
“这该如何是好···”
今年,关中大半的农田都种上了宿麦,按照每亩四石的平均亩产,少府即将要面临的,很可能是将近四万万石宿麦的收购!
收购宿麦,少府还不会这么吃力——毕竟百姓还会留一部分粮食做口粮,少府要收购的,并不会是所有的粮食。
而宿麦就不同了——关中百姓之所以全面补种宿麦,几乎完全是因为刘弘放出了风:少府将以每石七十五钱的价格,全面收购宿麦!
也就是说,百姓愿意在冬天种植宿麦,并非是和种植粟米一样,出于生存的目的。
百姓种植粟米,最主要的原因,是为了吃,为了填饱肚子,也就是生存。
至于粟米的收购、出售,则属于次要的,正常范畴的‘交易流通’。
可百姓种植宿麦,从最开始,就从来不是为了吃。
用后世的话来说:关中百姓之所以追随刘弘地号召,全面补种宿麦,只是将宿麦当成了经济作物。
而百姓种植经济作物,从来都不会考虑这个作物会被用来作什么。
百姓唯一在乎的,是这个东西,能卖多少钱。
关中百姓今年种植宿麦也一样——没人在乎宿麦能用来作什么,大家种植宿麦的唯一目的,就只是为了卖钱。
而这,对刘弘推行宿麦耕种,推行面食,乃至于推行粮食保护价政策而言,都将是一个十分严峻的考验。
——要想吃下今年关中所产出的四万万石粟米,少府至少需要投入三百万万钱以上的本金!
为了将这些宿麦加工成面粉,更是需要耗费无数人力、物力、时间,才能完成。
而汉室如今的财政状况,又很难忍受一个‘投入三百万以上,且短时间无法收回成本’的项目。
——要知道就连去年秋收后的粟米收购,少府都完成的非常吃力!
如今的汉室,本来就处在一个相对贫困,财政相对结局的时间点;为了完成去年的粟米收购工作,刘弘几乎是把所有家底都掏了出来!
又是搜刮少府、勋贵家中的铜铸钱,又是不惜以少府储存的黄金拿出来换钱,刘弘几乎是用尽浑身解数,才让少府勉强完成了去年的粟米收购。
——就这,还是因为朝堂知道,这些粟米很快就会被百姓加价买回去食用;投入进去的成本很快就能收回,还能有不菲的利润。
若非如此,别说朝堂了,恐怕少府卿本人,就要在第一时间以死相逼,要阻止刘弘推行粮食保护价政策了。
道理很简单:刘弘打算掏空整个政权的所有财富,全部用来购买某一种东西。
那朝堂支持与反对,自然就取决于:这个东西是否为必需品,以及这个东西能否卖出去,将成本收回。
粟米的收购,虽然对汉室而言不是‘非做不可’的刚需,但刘弘‘稳定粮价,安定民心’的解释,也勉强可以让朝堂,将粟米的收购理解为‘政治需要’。
再加上粟米收购,确实能让中央牟取一定程度的利益,才使得朝堂对这个看上去‘有百利而无一害’的新鲜事物,持一个‘先试试,看看状况’的态度。
而冬小麦被纳入粮食保护价,和粟米就不是一回事了。
少府收购粟米,再稍稍加价卖出,能让中央财政得到一定的改善,同时又能让粮价安稳下来,朝堂自然是没什么话可说。
可收购冬小麦,却并不属于‘稳定粮价’这种迫切需要做的政治举措。
光这一点原因,就足以使得朝堂对于‘宿麦收购’一事,持有保留态度了。
——反正粟米价格稳定下来了,百姓不再会因为粮价波动而受苦;中央也能得到好处,又何必去收购宿麦呢?
这样一来,支撑刘弘将冬小麦纳入粮食保护价政策的,就只剩下一个原因了:牟利。
只有‘少府能从冬小麦收购一事上得到利益’,才能让朝堂稍稍闭嘴;再加上少府属于皇帝的保留地,才足以让朝堂对此持默认态度。
而现在,这唯一支撑刘弘,将冬小麦纳入粮食保护价政策的理由,也很有可能要因为‘价格与存量不对等、不符合物以稀为贵’的理由而破碎。
这样一来,以少府收购冬小麦,就成了‘又不迫切需要,也无法从中牟利’的蜜汁操作。
而这样的操作,几乎必然会引来整个朝堂的反对!
——三百万万钱的投入打水漂,根本不是此时的汉室所能承担得起的···
“去,召北平侯觐见。”
这个问题,刘弘已经想不到解决的办法了。
但幸运的是:刘弘是皇帝。
当遇到无法解决的难题时,皇帝有的是英年才俊,为刘弘想出解局之法。
——朝堂存在的原因,也正是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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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的来说,今年关中补种宿麦的成果,还算是比较喜人。
关中去年春、秋之间的粟米耕种,由于无数寻常百姓家的壮年劳动力,被中央征召去参加战争,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荒废。
想想也正常:汉室的‘一家五口’,普遍都是父母双亲,带着几个小孩子所组成。
壮年劳动力,普遍就是家中的男主人。
至于家中的孩子,则大都会在成长到足以被称为‘壮劳力’的年纪时,也差不多要娶妻生子,分家别户了。
而战争爆发时,中央征召的民夫、青壮,乃至于参战兵卒,也大都是选择这些年富力强的壮劳力。
这就意味着,当家中唯一的顶梁柱,被中央召去参加战争之时,家里的田亩,就只能交给家里几个年幼的孩子,以及女主人看顾。
除此之外,顶多也就是年老体弱的爷爷辈,给年幼的孙子们稍微帮个忙。
这就使得去年,关中大半的田亩,都只能由老幼看顾;收成,自然也就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影响。
但凡事,都具有它的两面性——关中去年的春耕不顺利,机缘巧合的导致了关中田亩去年的‘肥力损耗’,较之过往小了一些。
在这种情况下,刘弘领头提倡关中百姓在冬天补种宿麦,得到的效果自然也就比较显著了。
根据关中各地送来的报告,刘弘能大致推断出,今年关中宿麦的收成,大概达到了平均每亩四石。
当然,宿麦的四石收成,与粟米的四石收成是两码事。
——如果是四石粟米,那在经过去壳、淘洗过后,最起码也能生下三石半左右。
但四石宿麦,最后能食用的部分,很可能勉强超过两石,甚至连两石都达不到!
听上去或许很离谱:四石麦子,最后只得到不足两石的面粉?
原因很简单:宿麦收成所得的麦粒,除了要和粟米一样,经历去壳、舂挑、淘洗的步骤外,还有一项最关键的工序——研磨成粉。
如果没有这道工序,那宿麦的最终成品,就是汉人无论如何都不愿意食用的麦饭。
而研磨成粉,又会让收获的宿麦,在一定程度上‘缩水’。
但这也同样不足以解释:研磨成粉而已,又怎么会让宿麦的总量减少,莫名蒸发呢?
——盖因为汉室所通用的度量单位:石,从来都不是重量单位,而是体积单位。
准确的说,是容量单位。
了解一下‘石’这个单位的计量方式,就能很容易理解了:量取‘一石米’,并不是通过称重手段,而是通过将米放入‘斗’内,盛满便为一斗。
而装满十个‘斗’所用到的米,其总量就被称为:一石。
当然,除此之外,也有另外的计量方式——以‘钧’为计量容器,盛满四个‘钧’所用到的米,也是一石。
这种称量方法,就会导致不同的东西,由于‘密度’的不同,而出现不同的称量结果。
在后世,人们普遍认为:一石约等于三十一千克左右;但这个等额换算,几乎只针对‘粟米’这个被称量物。
如果是一石其他农作物,都会因为粮粒的大小,而出现一定的误差:粮粒小于粟米的,一石便大于三十一千克,大于粟米,则小于三十一千克。
举个最简单的例子:在后世,一千克钢铁和一千克棉花,其重量是一致的。
但若是按汉时的计量方式算,那一石钢铁和一石棉花,所得出的重量绝对不可能相等!
一石棉花,无论是将棉花再怎么压进容器内,都不可能达到三十一千克。
而一石钢、铁等金属,也绝对不可能只有三十一千克。
而造成这种误差的原因,便是一个为后世人所熟知,此时却并没有人意识到,或者说即便意识到了,也无法解释的概念:密度。
在后世,绝大多数人都知道,水的密度等于一,其他东西,如金属、石头等高密度物体的密度大于一。
甚至有翡翠这种密度大于三,铁这种密度大于七,乃至于黄金这种密度大于十九的超高密度物质。
而造成不同密度的物体,在同一体积的情况下,具有不同重量的原因,就是因为该物体的内部,分子之间的距离大小不同。
分子之间的距离越小,密度越大,同一重量下的体积就会越小;反之,则越大。
这就造成如铁-金这两种金属,即便是在同一个体积,黄金的重量也会达到铁的将近三倍。
‘分子之间的距离’,显然是此时的人们还无法理解,也无法看到的,但具体到粟米和面粉之间,二者的‘密度’就具象多了。
同样是一石的体积,但每一粒粟米之间,都有肉眼可见的空隙;而面粉之间的空隙,已经小到了肉眼几乎不可见的地步。
在这种情况下,哪怕单独一粒粟米和麦粒的密度差不多,但在‘石’这种容量单位换算下,一石粟米的重量,很可能只对应半石面粉。
换句话说:一石粟米的重量,大概在一百二十汉斤左右;而一石面粉的重量,很可能会达到二百四十甚至二百五十汉斤!
至于刘弘为什么要纠结这个问题,那自然是为了给即将问世的面粉,制定一个合理得价格了。
根据刘弘的预案,少府收购宿麦的价格与粟米一致,为七十五钱一石。
但少府花七十五钱买进的一石冬小麦,在经过去壳、舂挑、研磨成粉等工序之后,很可能只剩下半石。
而少府把加工出来的麦粉再往外出售时,用到的单位却依旧是‘石’。
这就意味着,哪怕不考虑任何成本,只以‘不亏’为目的,一石面粉的出售价格,也起码需要达到一百五十钱。
再算上储存、加工的人工、时间成本,一石面粉的成本价,就将可能达到二百钱。
这就让刘弘有些犯难了。
哪怕不盈利,一石面粉也起码要卖二百钱?
这对于宿麦播种,以及面食的推广,将是极大的阻碍!
道理很简单:光是百姓买粮食,明码标价摆在眼前的‘粟米石七十五钱’‘麦粉石二百钱’的价格牌,就足以让百姓将麦粉,直接理解为梁米那般,只供给贵族老爷吃的‘奢侈品’。
而宿麦的年产量又与粟米接近,使其根本无法支撑每石二百钱的价格。
——梁米石数百钱,那是因为物以稀为贵~
既然宿麦并不‘稀少’,那百姓自然就不会为‘每石二百钱’的超高价格买账。
就算将面粉买回去之后,百姓很快就能发现:原本只够一家人吃三天的粟米,换成一石面粉,却能吃六天,也于事无补。
刘弘甚至非常怀疑:就算是将麦粉价格定为二百钱的成本价,都很有可能出现‘贵族都嫌太贵’的状况。
为了应对这个‘意外’状况,刘弘只能想个办法,让汉人理解一个概念:一石粟米和一石麦粉,根本就不一样重!
这个问题,让刘弘困惑了许久,都没能想到一个可行性高的方法。
——因为一石=一百二十斤的概念,早就如‘一千克=1000克’一样,深深刻入了每一个汉人的脑海之中。
这个时候,让一个人相信‘一石粟米=二石麦粉’的操作难度,几乎不比刘弘扭转汉室厚葬之风来的容易。
“这该如何是好···”
今年,关中大半的农田都种上了宿麦,按照每亩四石的平均亩产,少府即将要面临的,很可能是将近四万万石宿麦的收购!
收购宿麦,少府还不会这么吃力——毕竟百姓还会留一部分粮食做口粮,少府要收购的,并不会是所有的粮食。
而宿麦就不同了——关中百姓之所以全面补种宿麦,几乎完全是因为刘弘放出了风:少府将以每石七十五钱的价格,全面收购宿麦!
也就是说,百姓愿意在冬天种植宿麦,并非是和种植粟米一样,出于生存的目的。
百姓种植粟米,最主要的原因,是为了吃,为了填饱肚子,也就是生存。
至于粟米的收购、出售,则属于次要的,正常范畴的‘交易流通’。
可百姓种植宿麦,从最开始,就从来不是为了吃。
用后世的话来说:关中百姓之所以追随刘弘地号召,全面补种宿麦,只是将宿麦当成了经济作物。
而百姓种植经济作物,从来都不会考虑这个作物会被用来作什么。
百姓唯一在乎的,是这个东西,能卖多少钱。
关中百姓今年种植宿麦也一样——没人在乎宿麦能用来作什么,大家种植宿麦的唯一目的,就只是为了卖钱。
而这,对刘弘推行宿麦耕种,推行面食,乃至于推行粮食保护价政策而言,都将是一个十分严峻的考验。
——要想吃下今年关中所产出的四万万石粟米,少府至少需要投入三百万万钱以上的本金!
为了将这些宿麦加工成面粉,更是需要耗费无数人力、物力、时间,才能完成。
而汉室如今的财政状况,又很难忍受一个‘投入三百万以上,且短时间无法收回成本’的项目。
——要知道就连去年秋收后的粟米收购,少府都完成的非常吃力!
如今的汉室,本来就处在一个相对贫困,财政相对结局的时间点;为了完成去年的粟米收购工作,刘弘几乎是把所有家底都掏了出来!
又是搜刮少府、勋贵家中的铜铸钱,又是不惜以少府储存的黄金拿出来换钱,刘弘几乎是用尽浑身解数,才让少府勉强完成了去年的粟米收购。
——就这,还是因为朝堂知道,这些粟米很快就会被百姓加价买回去食用;投入进去的成本很快就能收回,还能有不菲的利润。
若非如此,别说朝堂了,恐怕少府卿本人,就要在第一时间以死相逼,要阻止刘弘推行粮食保护价政策了。
道理很简单:刘弘打算掏空整个政权的所有财富,全部用来购买某一种东西。
那朝堂支持与反对,自然就取决于:这个东西是否为必需品,以及这个东西能否卖出去,将成本收回。
粟米的收购,虽然对汉室而言不是‘非做不可’的刚需,但刘弘‘稳定粮价,安定民心’的解释,也勉强可以让朝堂,将粟米的收购理解为‘政治需要’。
再加上粟米收购,确实能让中央牟取一定程度的利益,才使得朝堂对这个看上去‘有百利而无一害’的新鲜事物,持一个‘先试试,看看状况’的态度。
而冬小麦被纳入粮食保护价,和粟米就不是一回事了。
少府收购粟米,再稍稍加价卖出,能让中央财政得到一定的改善,同时又能让粮价安稳下来,朝堂自然是没什么话可说。
可收购冬小麦,却并不属于‘稳定粮价’这种迫切需要做的政治举措。
光这一点原因,就足以使得朝堂对于‘宿麦收购’一事,持有保留态度了。
——反正粟米价格稳定下来了,百姓不再会因为粮价波动而受苦;中央也能得到好处,又何必去收购宿麦呢?
这样一来,支撑刘弘将冬小麦纳入粮食保护价政策的,就只剩下一个原因了:牟利。
只有‘少府能从冬小麦收购一事上得到利益’,才能让朝堂稍稍闭嘴;再加上少府属于皇帝的保留地,才足以让朝堂对此持默认态度。
而现在,这唯一支撑刘弘,将冬小麦纳入粮食保护价政策的理由,也很有可能要因为‘价格与存量不对等、不符合物以稀为贵’的理由而破碎。
这样一来,以少府收购冬小麦,就成了‘又不迫切需要,也无法从中牟利’的蜜汁操作。
而这样的操作,几乎必然会引来整个朝堂的反对!
——三百万万钱的投入打水漂,根本不是此时的汉室所能承担得起的···
“去,召北平侯觐见。”
这个问题,刘弘已经想不到解决的办法了。
但幸运的是:刘弘是皇帝。
当遇到无法解决的难题时,皇帝有的是英年才俊,为刘弘想出解局之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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