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0345章 鲁儒之难
当刘弘的滔天怒火,不出所料的挥洒在宣室殿内后,殿内众臣终于是认清了现实。
——今日廷议,恐怕不是一次简简单单的‘政策商讨会’!
就拿刘弘方才的话语来说,陆贾此次出使南越,只怕是会在长安朝堂引发一次滔天骇浪!
简单来说,刘弘话语中的表面意思,主要就两点。
其一,是陆贾此次出使南越,其职责完成程度,让刘弘感到非常不满意!
这件事,早在陆贾回长安的第二天,陆贾此次出使的大致外交成果,传遍长安大街小巷的时候,朝堂公卿大臣心中就有了定论。
——此次出使南越,陆贾的吃相,实在是有些太难看了···
陆贾在南越一住小半年,临了还拉回各式财物上百车,在此时的汉室,其实算不上什么‘大节有失’的事。
早在战国之时,苏秦、张仪为代表的阴阳家游走列国,进行光荣的‘游说’事业时,天下人就已经习惯了这些原始外交官,出入都带着无数财物了。
哪怕是单独看待此次,陆贾出使南越这件事,那些被带回的财物,也能很容易就解释清楚来源。
——左右不过是赵佗害怕汉室,所以求陆贾在长安代为美言几句罢了。
在行赂之风同样肆虐的汉室,这属于再正常不过的‘私下往来’。
但问题的关键是:收钱归收钱,正经事儿总要办好吧?
要是能完成使命,彻底解决南越的问题,别说金玉百车了,恐怕就是千车、万车,长安朝堂都会想办法凑出来,然后毫无怨念的送上陆贾府上!
但任务没完成不说,还把大半已有成果吐了出去,这就说不过去了吧?
任务没完成,甚至隐隐沾上‘严重失职’的前提下,陆贾从南越带回来的那些财物,就显得十分刺眼了。
——任务完成了,那些财物,也可以算作是陆贾出使的‘差旅费’;但这没完成,陆贾这笔钱,就要扯上‘以权谋私’‘卖主求荣’的嫌疑了!
这一点,朝堂百官早有预测,在看到刘弘地反应之后,也终于是笃定:这一次,陆贾只怕是混不过去了。
但如果只是‘外交官失职,导致政权利益受损’,恐怕还不至于让刘弘将朝中百官公卿,乃至于诸家博士召集起来,举行这样一次特殊至极的紧急会议。
毕竟从严格意义上来讲,此时的外交官,名为‘天子使’。
说白了,作为天子的使者、带盐人,外交官只需要对皇帝一人负责。
当外交官出现渎职、失职的状况是,也同样只需要皇帝一言而决其去留。
如此说来,问题的关键核心,还是刘弘话里的第二层含义。
——太中大夫那点狗屁倒灶的勾当,朕全都知道!
朕非但知道,还要光明正大的摆到百官面前,让大家好好看看!
这一层意图,就非常值得百官公卿,乃至于诸位老博士玩味了。
对于南越的问题,太祖高皇帝刘邦,以及萧何、曹参、张良等开国功勋是什么态度,殿内百官还是有大体了解的。
毕竟汉立不过二十余年,开国功勋虽然大半离世,但留下的政治惯性,依旧对此事的汉室其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。
若非高皇帝‘登上人生巅峰’的年纪实在大了些,开国功勋们也大都没太长命,此时的汉室,甚至可能还处在开国皇帝统治时期!
既然知道开国时,朝堂对南越问题的态度,那陆贾所言的真实性,自然也就是一目了然了。
这样一来,问题就又复杂了。
陆贾所言是假,且刘弘已有察觉,那对于此事,刘弘是打算怎么处置?
按道理来说,此事最好的解决方式,不外乎将其归类为‘陆贾财迷心窍,与南越王狼狈为奸,私相授受,损害汉室利益’。
而后,便是按照‘欺君罔上’‘卖国求荣’的罪名,对陆贾做出相应的惩罚,并再行廷议:陆贾和南越达成的外交协议,汉室要不要承认。
如果不承认,要如何给天下人一个解释,又应该如何解决南越的问题?
这样的处置与事实最为接近,最为现实,也能最大程度上减小此事,对汉室政坛带来的负面影响。
此次外交事件,也将成为陆贾的个人行为,不会牵连到朝堂其他人。
但刘弘这个架势,显然没有‘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’的意图。
如果只是论定陆贾的罪名,刘弘只需要召集三公九卿,以廷尉和御史大夫的意见为主要参考,做出相应的决策,并最终公之于众即刻。
就算是要就‘要不要承认陆贾与南越达成的外交协议’进行商讨,刘弘也大可不必郑重其事的召开今日这般,本不在策划中的‘紧急会议’,甚至将几位德高望重,光凭年纪就能挥着几杖,追着朝中大半公卿打屁股的老博士召入殿内!
这样一来,刘弘的对此事的处置意见,就有些让人心惊肉跳了。
——陆贾此次的外交失误,绝对不会被认定为个人行为,甚至是某几人、某几十人的小群体行为!
乐观点,可能是某一政治派系,或是某几个‘私交甚笃’的重臣落马;悲观点,则可能是某一区域、某一群体,乃至于某一时期的官员集体遭重!
说白了,就是刘弘打算揪着此次陆贾出使南越一事,在朝堂大开地图炮!
从刘弘史无前例的遵守起‘四季五色’之制的举措来推断,这一次的打击目标···
“鲁儒一脉,只怕是要自绝于汉庭啦···”
殿内没安静多久,三公九卿在内的数十位重臣,已经在暗地里得出了大致结论:此次事件,必然会和某一个政治学派扯上关联。
而在如今汉室现存的政治派系中,与此事的挑起者陆贾关联最深的,便是儒家。
刘弘接下来的话语,也是三言两语之间,便确认了殿内众人的猜测。
“朕尚记得,孝惠皇帝之时,浮丘公游学至长安,关中闻声而振;朕皇叔祖楚元王交,更曾受业于浮丘公门下。”
“今楚王郢客,于孝惠年间受业于公,今吴楚多有言:楚王郢客,颇得元王纯善之风!”
刘弘恭敬一语,殿内众人的目光,便齐齐撒向了审食其和张苍身后,身着儒袍、头系儒冠,正闭目养神的老者。
——当朝《诗》博士,楚元王、鲁申公、今楚王刘郢客之授业恩师,齐人浮丘伯!
如果说,在张苍身旁端身跪坐的田何,是执天下文学之牛耳的《易》嫡系传人,那浮丘伯,就是如今天下,儒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!
与身前的御史大夫张苍一样,浮丘伯的授业恩师,也同样是名垂青史的大儒:荀子。
因为籍贯地(齐国)的缘故,浮丘伯得到荀子授业的时间,甚至比张苍还要更早!
战国末期,身为赵国人的荀子,在齐国兰陵开山授业,广收门徒,传《五经:诗、书、礼、乐、春秋》之义。
最终,荀子将自己精通的五经,分辨传给了几个青史有名的人。
——把《诗》传给毛亨和浮丘伯;
把《书》传给了韩非和李斯;
把《礼》传给陆贾;
把《乐》传给公孙尼子;
把《春秋》传给张苍和陈嚣。
这八人当中,毛亨乃战国时期赵国名臣毛遂之侄(‘毛遂自荐’之典故的主人公);韩非乃韩国公子、法家的思想集大成者;李斯为秦相,法家思想的发扬者。
陈嚣、公孙尼子二人则一个英年早逝,一个寄情山水。
而仅剩下的浮丘伯、陆贾、张苍三人,便成为了如今汉室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。
其中,得授《春秋》张苍凭借开国武勋跻身政坛,后凭借出色的政治手腕,和对诸子百家思想的见解,成为了汉室继萧何之后,又一个没有明确学派标签,却又能同时代表好几个主流学派的大学阀and相宰!
精通《礼》的陆贾,则是在业务全被叔孙通抢走后另辟蹊径,成为了汉室第一代外交官。
至于得授《诗》的浮丘伯,则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治学本心,成为了三人中唯一一个专心研究学士,尽量少沾染朝堂政治的贤者。
若非去年浮丘伯再次游学至关中,被刘弘软硬兼施的留在长安,安了个二千石秩禄的《诗》博士之职,恐怕汉家朝堂,永远都无法看到这位老学者的身影。
从这个角度来看,陆贾、张苍、浮丘伯三人的学术地位,实际上是基本一致的。
但当‘学术地位’与‘政治地位’扯到一起的时候,状况就有所变化了。
儒家五经诗、书、礼、乐、春秋,在过去的历朝历代或许占据同等地位,但在汉室,起码在汉室政坛,是有一些微妙的区别的。
首先,由于汉室‘礼乐崩坏’,且掌权者对‘礼乐崩坏’乐见其成,就使得礼、乐两项,在汉室受重视的程度仅限于‘装装样子’的程度。
这也是荀子的八个关门弟子中,得授《乐》的公孙尼子不愿入仕,甘愿游山玩水的原因。
而陆贾作为荀子门徒中,得授《礼》的那一人,在汉室的地位显然也是不言而喻——精通《礼》这一项,根本无法为陆贾加分多少。
《书》在汉室的地位,光是看看那两位得授《书》的荀子门徒是谁,就能看出端倪了。
——李斯,韩非!
在汉初的舆论当中,这两人,一个是秦灭亡的罪魁祸首(李斯),一个是法家恶政的集大成者‘韩非’!
这样的情况下,汉室能重视《书》,才是最大的笑话!
至于诗,则带有太过于浓厚的儒家色彩,过于讲究仁义道德,与汉初的时代背景所不符,所以使得浮丘伯这样的《诗》传人,只能在汉初成为博士,被皇帝用来充门脸,做牌面。
诗、书、礼、乐都不受重视,唯一剩下的,也就是如今的御史大夫张苍,从恩师荀子那里学来的《春秋》了。
在儒家五经当中,春秋中的儒家色彩算是最淡,也最符合汉室背景。
再加上执政学派——黄老学的核心思想,与《易》的牵连甚深,而《易》中的大数据卦算部分,又极其讲究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’,与《春秋》所提倡的‘以过去的失败经验,促进未来的成功’不谋而合。
这就使得汉室初,黄老学执政、《易》学当道的时代背景下,儒家五经当中,只有《春秋》能具有相对乐观的接受度。
自然而然,作为荀子门徒,得授《春秋》,且武勋又达到要求的张苍,就能在政坛占据一席之地,甚至成为比肩萧何的名相。
而今天,刘弘为了陆贾之事,虽然将所有朝臣百官都召到了一起,但绝大多数人,都只是起一个‘见证人’,亦或是背景板的作用。
关键人物,则只有师出同门的师兄弟三人。
——当朝御史大夫,得荀子授《春秋》的张苍、当朝博士,得荀子授《诗》的浮丘伯,以及事件的主人公,得荀子授《礼》的陆贾!
换句话说就是:此次事件的本质,并非是在此次出使南越的过程中,陆贾代表个人做了什么事,应该受到什么惩罚。
而是陆贾的所作所为,是否能代表荀子传授给陆贾的《礼》!
如果能代表,那《礼》,以及《礼》学重地鲁儒派系,在汉室的政治正确性,是否有存疑的部分?
如果不能代表,那陆贾是否不配被称为荀子门徒,不配成为《礼》,以及《礼》学重地:鲁地,乃至于鲁儒派系的代言人?
这,才是‘陆贾出使南越’一事的关键所在!
简而言之,对于此次事件,刘弘并不认为,或者说并不愿意认为,这是陆贾个人的道德修养、爱国思想出了问题,而是陆贾所代表的《礼》,以及鲁儒派系的核心思想出了问题!
一旦刘弘地这个倾向被坐实,那且不说儒家,最起码《礼》系,及以此为立身之本的鲁儒一脉,将在汉室蒙受史无前例的重大打击!
与之相应的,便是在《礼》、鲁儒派系式微后,必然会在汉室掀起的思想大讨论:对于礼乐崩坏,到底应该郑重对待、扭转趋势,还是放弃治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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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今日廷议,恐怕不是一次简简单单的‘政策商讨会’!
就拿刘弘方才的话语来说,陆贾此次出使南越,只怕是会在长安朝堂引发一次滔天骇浪!
简单来说,刘弘话语中的表面意思,主要就两点。
其一,是陆贾此次出使南越,其职责完成程度,让刘弘感到非常不满意!
这件事,早在陆贾回长安的第二天,陆贾此次出使的大致外交成果,传遍长安大街小巷的时候,朝堂公卿大臣心中就有了定论。
——此次出使南越,陆贾的吃相,实在是有些太难看了···
陆贾在南越一住小半年,临了还拉回各式财物上百车,在此时的汉室,其实算不上什么‘大节有失’的事。
早在战国之时,苏秦、张仪为代表的阴阳家游走列国,进行光荣的‘游说’事业时,天下人就已经习惯了这些原始外交官,出入都带着无数财物了。
哪怕是单独看待此次,陆贾出使南越这件事,那些被带回的财物,也能很容易就解释清楚来源。
——左右不过是赵佗害怕汉室,所以求陆贾在长安代为美言几句罢了。
在行赂之风同样肆虐的汉室,这属于再正常不过的‘私下往来’。
但问题的关键是:收钱归收钱,正经事儿总要办好吧?
要是能完成使命,彻底解决南越的问题,别说金玉百车了,恐怕就是千车、万车,长安朝堂都会想办法凑出来,然后毫无怨念的送上陆贾府上!
但任务没完成不说,还把大半已有成果吐了出去,这就说不过去了吧?
任务没完成,甚至隐隐沾上‘严重失职’的前提下,陆贾从南越带回来的那些财物,就显得十分刺眼了。
——任务完成了,那些财物,也可以算作是陆贾出使的‘差旅费’;但这没完成,陆贾这笔钱,就要扯上‘以权谋私’‘卖主求荣’的嫌疑了!
这一点,朝堂百官早有预测,在看到刘弘地反应之后,也终于是笃定:这一次,陆贾只怕是混不过去了。
但如果只是‘外交官失职,导致政权利益受损’,恐怕还不至于让刘弘将朝中百官公卿,乃至于诸家博士召集起来,举行这样一次特殊至极的紧急会议。
毕竟从严格意义上来讲,此时的外交官,名为‘天子使’。
说白了,作为天子的使者、带盐人,外交官只需要对皇帝一人负责。
当外交官出现渎职、失职的状况是,也同样只需要皇帝一言而决其去留。
如此说来,问题的关键核心,还是刘弘话里的第二层含义。
——太中大夫那点狗屁倒灶的勾当,朕全都知道!
朕非但知道,还要光明正大的摆到百官面前,让大家好好看看!
这一层意图,就非常值得百官公卿,乃至于诸位老博士玩味了。
对于南越的问题,太祖高皇帝刘邦,以及萧何、曹参、张良等开国功勋是什么态度,殿内百官还是有大体了解的。
毕竟汉立不过二十余年,开国功勋虽然大半离世,但留下的政治惯性,依旧对此事的汉室其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。
若非高皇帝‘登上人生巅峰’的年纪实在大了些,开国功勋们也大都没太长命,此时的汉室,甚至可能还处在开国皇帝统治时期!
既然知道开国时,朝堂对南越问题的态度,那陆贾所言的真实性,自然也就是一目了然了。
这样一来,问题就又复杂了。
陆贾所言是假,且刘弘已有察觉,那对于此事,刘弘是打算怎么处置?
按道理来说,此事最好的解决方式,不外乎将其归类为‘陆贾财迷心窍,与南越王狼狈为奸,私相授受,损害汉室利益’。
而后,便是按照‘欺君罔上’‘卖国求荣’的罪名,对陆贾做出相应的惩罚,并再行廷议:陆贾和南越达成的外交协议,汉室要不要承认。
如果不承认,要如何给天下人一个解释,又应该如何解决南越的问题?
这样的处置与事实最为接近,最为现实,也能最大程度上减小此事,对汉室政坛带来的负面影响。
此次外交事件,也将成为陆贾的个人行为,不会牵连到朝堂其他人。
但刘弘这个架势,显然没有‘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’的意图。
如果只是论定陆贾的罪名,刘弘只需要召集三公九卿,以廷尉和御史大夫的意见为主要参考,做出相应的决策,并最终公之于众即刻。
就算是要就‘要不要承认陆贾与南越达成的外交协议’进行商讨,刘弘也大可不必郑重其事的召开今日这般,本不在策划中的‘紧急会议’,甚至将几位德高望重,光凭年纪就能挥着几杖,追着朝中大半公卿打屁股的老博士召入殿内!
这样一来,刘弘的对此事的处置意见,就有些让人心惊肉跳了。
——陆贾此次的外交失误,绝对不会被认定为个人行为,甚至是某几人、某几十人的小群体行为!
乐观点,可能是某一政治派系,或是某几个‘私交甚笃’的重臣落马;悲观点,则可能是某一区域、某一群体,乃至于某一时期的官员集体遭重!
说白了,就是刘弘打算揪着此次陆贾出使南越一事,在朝堂大开地图炮!
从刘弘史无前例的遵守起‘四季五色’之制的举措来推断,这一次的打击目标···
“鲁儒一脉,只怕是要自绝于汉庭啦···”
殿内没安静多久,三公九卿在内的数十位重臣,已经在暗地里得出了大致结论:此次事件,必然会和某一个政治学派扯上关联。
而在如今汉室现存的政治派系中,与此事的挑起者陆贾关联最深的,便是儒家。
刘弘接下来的话语,也是三言两语之间,便确认了殿内众人的猜测。
“朕尚记得,孝惠皇帝之时,浮丘公游学至长安,关中闻声而振;朕皇叔祖楚元王交,更曾受业于浮丘公门下。”
“今楚王郢客,于孝惠年间受业于公,今吴楚多有言:楚王郢客,颇得元王纯善之风!”
刘弘恭敬一语,殿内众人的目光,便齐齐撒向了审食其和张苍身后,身着儒袍、头系儒冠,正闭目养神的老者。
——当朝《诗》博士,楚元王、鲁申公、今楚王刘郢客之授业恩师,齐人浮丘伯!
如果说,在张苍身旁端身跪坐的田何,是执天下文学之牛耳的《易》嫡系传人,那浮丘伯,就是如今天下,儒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!
与身前的御史大夫张苍一样,浮丘伯的授业恩师,也同样是名垂青史的大儒:荀子。
因为籍贯地(齐国)的缘故,浮丘伯得到荀子授业的时间,甚至比张苍还要更早!
战国末期,身为赵国人的荀子,在齐国兰陵开山授业,广收门徒,传《五经:诗、书、礼、乐、春秋》之义。
最终,荀子将自己精通的五经,分辨传给了几个青史有名的人。
——把《诗》传给毛亨和浮丘伯;
把《书》传给了韩非和李斯;
把《礼》传给陆贾;
把《乐》传给公孙尼子;
把《春秋》传给张苍和陈嚣。
这八人当中,毛亨乃战国时期赵国名臣毛遂之侄(‘毛遂自荐’之典故的主人公);韩非乃韩国公子、法家的思想集大成者;李斯为秦相,法家思想的发扬者。
陈嚣、公孙尼子二人则一个英年早逝,一个寄情山水。
而仅剩下的浮丘伯、陆贾、张苍三人,便成为了如今汉室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。
其中,得授《春秋》张苍凭借开国武勋跻身政坛,后凭借出色的政治手腕,和对诸子百家思想的见解,成为了汉室继萧何之后,又一个没有明确学派标签,却又能同时代表好几个主流学派的大学阀and相宰!
精通《礼》的陆贾,则是在业务全被叔孙通抢走后另辟蹊径,成为了汉室第一代外交官。
至于得授《诗》的浮丘伯,则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治学本心,成为了三人中唯一一个专心研究学士,尽量少沾染朝堂政治的贤者。
若非去年浮丘伯再次游学至关中,被刘弘软硬兼施的留在长安,安了个二千石秩禄的《诗》博士之职,恐怕汉家朝堂,永远都无法看到这位老学者的身影。
从这个角度来看,陆贾、张苍、浮丘伯三人的学术地位,实际上是基本一致的。
但当‘学术地位’与‘政治地位’扯到一起的时候,状况就有所变化了。
儒家五经诗、书、礼、乐、春秋,在过去的历朝历代或许占据同等地位,但在汉室,起码在汉室政坛,是有一些微妙的区别的。
首先,由于汉室‘礼乐崩坏’,且掌权者对‘礼乐崩坏’乐见其成,就使得礼、乐两项,在汉室受重视的程度仅限于‘装装样子’的程度。
这也是荀子的八个关门弟子中,得授《乐》的公孙尼子不愿入仕,甘愿游山玩水的原因。
而陆贾作为荀子门徒中,得授《礼》的那一人,在汉室的地位显然也是不言而喻——精通《礼》这一项,根本无法为陆贾加分多少。
《书》在汉室的地位,光是看看那两位得授《书》的荀子门徒是谁,就能看出端倪了。
——李斯,韩非!
在汉初的舆论当中,这两人,一个是秦灭亡的罪魁祸首(李斯),一个是法家恶政的集大成者‘韩非’!
这样的情况下,汉室能重视《书》,才是最大的笑话!
至于诗,则带有太过于浓厚的儒家色彩,过于讲究仁义道德,与汉初的时代背景所不符,所以使得浮丘伯这样的《诗》传人,只能在汉初成为博士,被皇帝用来充门脸,做牌面。
诗、书、礼、乐都不受重视,唯一剩下的,也就是如今的御史大夫张苍,从恩师荀子那里学来的《春秋》了。
在儒家五经当中,春秋中的儒家色彩算是最淡,也最符合汉室背景。
再加上执政学派——黄老学的核心思想,与《易》的牵连甚深,而《易》中的大数据卦算部分,又极其讲究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’,与《春秋》所提倡的‘以过去的失败经验,促进未来的成功’不谋而合。
这就使得汉室初,黄老学执政、《易》学当道的时代背景下,儒家五经当中,只有《春秋》能具有相对乐观的接受度。
自然而然,作为荀子门徒,得授《春秋》,且武勋又达到要求的张苍,就能在政坛占据一席之地,甚至成为比肩萧何的名相。
而今天,刘弘为了陆贾之事,虽然将所有朝臣百官都召到了一起,但绝大多数人,都只是起一个‘见证人’,亦或是背景板的作用。
关键人物,则只有师出同门的师兄弟三人。
——当朝御史大夫,得荀子授《春秋》的张苍、当朝博士,得荀子授《诗》的浮丘伯,以及事件的主人公,得荀子授《礼》的陆贾!
换句话说就是:此次事件的本质,并非是在此次出使南越的过程中,陆贾代表个人做了什么事,应该受到什么惩罚。
而是陆贾的所作所为,是否能代表荀子传授给陆贾的《礼》!
如果能代表,那《礼》,以及《礼》学重地鲁儒派系,在汉室的政治正确性,是否有存疑的部分?
如果不能代表,那陆贾是否不配被称为荀子门徒,不配成为《礼》,以及《礼》学重地:鲁地,乃至于鲁儒派系的代言人?
这,才是‘陆贾出使南越’一事的关键所在!
简而言之,对于此次事件,刘弘并不认为,或者说并不愿意认为,这是陆贾个人的道德修养、爱国思想出了问题,而是陆贾所代表的《礼》,以及鲁儒派系的核心思想出了问题!
一旦刘弘地这个倾向被坐实,那且不说儒家,最起码《礼》系,及以此为立身之本的鲁儒一脉,将在汉室蒙受史无前例的重大打击!
与之相应的,便是在《礼》、鲁儒派系式微后,必然会在汉室掀起的思想大讨论:对于礼乐崩坏,到底应该郑重对待、扭转趋势,还是放弃治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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