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0347章 壮士断腕
‘家大于国’,亦或是‘先有小家,后有国家’的观念,可谓是华夏封建史上,仅次于‘官员世袭制度’的落后思想。
在后世无数的事关华夏文明存亡的时间点,这个思想的存在,都导致了华夏文明受到了严重打击。
三国时期,天下各大宗族门阀奉行的‘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’,自是不用多说。
宋末蒙元入关,南方门阀世家觉得:左右不过是换个主子,并不影响生活。
即便是在满清入关之时,势力雄厚的晋商群体,也依旧觉得这是百年难得一遇的‘机遇’‘风口’。
在这种思想背景下,封建王朝末年出现某某某登高一呼,天下为之大乱的状况,实在是太正常不过。
血统论和世袭制,刘弘还没有改变的打算——毕竟封建王朝的皇位传承,还是只能以父死子继的世袭制,才能确保政权安稳。
但家与国的先后关系,以及重要程度排序,却是刘弘必须要做出改变的点。
道理再简单不过:屁股决定脑袋。
坐上了皇位,刘弘首先要想的,自然是政权的安稳发展,以及尽量长时间的延续。
要想达成这个夙愿,那爱国思想的建设工作,就必然需要提上章程。
须得一提的是,作为华夏民族最璀璨、最光辉的历史时期之一,汉室享国四百余年,却并没有出现过十分明确的民族观念,亦或是忠君观念。
春秋战国时期,各国人民对君王、对国家的忠诚,几乎都是以战争带来的国家仇恨作为根基的。
就拿战国末期的两大世敌:秦-赵来说,两国百姓之所以能紧跟国家号召,在必要时责无旁贷的踏上战场,绝大部分的原因,都只是因为战场对面,是杀死自己祖父、父亲、兄长的仇敌!
而秦锐士之所以能享有‘虎狼之师’的威名,也只是因为秦的一纸军功勋爵名田宅制度,将秦卒的对胜利、对敌卒首级的渴望提高到了极致。
说白了,秦-赵两国百姓之所以能有那般高涨的战斗意志,主要就是血海‘私仇’;秦这边,又多了个‘杀敌进爵’的私欲而已。
对于国家外部状况、战略局势,绝大多数百姓都不关心。
在国家税赋提高,甚至仅仅是比其他国家高的时候,还很有可能出现战国末期,关东各国百姓举家前往秦国的‘叛国’之举。
就连各国官僚、公卿贵族,在面对磨刀霍霍,势必要统一天下的虎狼之秦时,也多有‘良禽择木而栖’的想法。
而如今汉室,距离战国时期才过去数十年,战国遗风在汉室依旧浓厚。
拿如今,汉室与匈奴之间的关系来说,绝大多数汉人对汉室的忠诚,都并非是单纯对刘汉政权效忠,而是多半出于华夷之防。
甚至于在汉室初,韩王信、燕王卢绾等人叛逃匈奴,乃至于后续叛逃的文人官吏,在做出背叛国家乃至于民族的事情后,都还能以‘各为其主’来解释自己的举措。
就算真有忠心于汉政权的,也大都是因为汉室初,刘邦对天下人‘授田加爵’之恩惠的感恩之情。
对于百姓,尤其是对于封建时期目不识丁、几乎全民文盲的寻常百姓,刘弘的要求并不高——能出于太祖高皇帝的恩惠,对刘氏皇帝有一个‘应该不是坏人’的第一印象,刘弘就很满意了。
至于后续的名望,也确实需要皇帝以身作则,实打实的照顾好百姓。
但对于官员,刘弘却不能忍受‘良禽择木而栖’的观念存在!
同样的道理:对于百姓把家庭看的比国家、民族重要,刘弘就算心有不畅,也只能勉强接受,再慢慢通过对外战争、对内整合来循序渐进。
但对于官僚将家族看的比国家重要,别说刘弘了,任何一个封建君王都不会接受!
如果家族比国家重要,那等将来,万一有某一个外族政权,如匈奴、南越等,以‘荣华富贵’的许诺来收买汉室的官员,那难度,岂不是比满清入关还容易?
所以,刘弘对于儒家思想的改造计划,乃至于对汉室如今普行价值的改造计划,也就显而易见了。
——首当其冲者,就是‘国家’的观念取代‘家国’的观念!
最起码,也要保证官僚阶级的思想觉悟,能达到‘没有国,何来家’的程度!
至于功侯贵勋,倒是不在刘弘的考虑范围内了。
在高皇帝刘邦许下‘山河永固,与国同休’的承诺之后,汉室的功侯贵勋阶级,实际上已经是汉政权的‘董事会成员’了。
汉室在,功侯贵勋便世袭罔替,代代富贵;汉室亡,便是‘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’。
作为同一条绳子上的两条蚂蚱,功侯勋贵阶级,甚至会比刘氏皇帝更希望汉室千秋万代,永世长存!
反观殿内站着的百官公卿,只要是没有侯爵的,几乎都是‘汉室集团公司’的打工人。
相较于功侯贵勋这样的董事会成员,这些打工人的觉悟,才是刘弘所要解决的重中之重。
而陆贾出使南越一丝,便给刘弘提供了一个很好地机会。
“敢问浮丘公。”
就见刘弘面色陡然一肃,看向御阶下正一脸呆萌的《诗》博士浮丘伯,旋即稍稍一拜。
“朕闻孔仲尼曾言:诗三百,一言以蔽之,思无邪。”
“及至君臣之道,仲尼亦多言:君惠臣以功名利禄,臣摄君之威仪仁爱。”
“然于此处,朕略有不解。”
就见刘弘适时的露出一副疑惑地目光,似是一个请教老师的学生般,对殿下的浮丘伯再一拜。
“仲尼之言,君待臣当若何,臣忠君当何如;然若君待臣以善,臣报君以叛,仲尼却未曾言其果。”
“浮丘公得荀子以授《诗》,当于仲尼之言知之甚广。”
“敢请浮丘公教朕:太中大夫陆贾,得朕祖高皇帝知遇之恩,朕亦信其忠义,乃为使以往南越;然陆贾于南越之所为,皆为一己之私,全然不顾朕之信重,太祖高皇帝之恩德。”
“如此之人,当为‘良臣’否?”
刘弘一语既出,殿内众人无不瞠目结舌,纷纷将见鬼般的目光,望向御阶上负手而立的刘弘!
“陛下年不过十六,从何得授仲尼之言?”
刘弘撩撩数语,所透露出的内在信息,实在是庞大到让人惊诧的地步。
先是寥寥数语,将《诗》中有关君臣关系的内容概括而出,光这,就足以表明:对于儒家的思想言论,刘弘是有基本了解的。
——这就已经很吓人了!
要知道自太祖高皇帝时起,但凡是以儒生的身份进入汉宫的人,无一不被天下人所熟知!
如高黄帝时期的太常叔孙通,以及当年受孝惠皇帝亲自登门请教,如今却在殿内,被刘弘隐隐逼问着的浮丘伯等。
除此之外,任何儒家出身的士子,别说是走进宫廷,得到‘教授皇子’的机会了,就连地方县衙的一官半职,都很难能争取到。
没有老师,就意味着刘弘对儒家言论的了解,全都源自于自学。
而刘弘‘自学儒家言论、思想’的唯一渠道,就是位于未央宫内的皇家档案室:石渠阁。
想到这里,殿内百官目光中的匪夷所思,肉眼可见的变成了‘惊惧’!
原因很简单:此时正负手屹立于御阶上的刘弘,无论是在做襄城侯的‘刘山’时期、做常山王的‘刘义’时期,亦或是登基为帝,改名为‘刘弘’的前四年当中,都不可能进得去石渠阁。
——信奉黄老无为,陪伴高皇帝一点点从秦沛泗水亭长,爬到九五至尊之位的吕太后,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一位刘氏子孙,去学习儒家的言论!
非但儒家如此,法家、墨家等任何‘非黄老’的学说,都不可能出现在刘弘的面前。
也就是说,刘弘对于儒家学说的掌握,全都是在吕太后病逝之后。
吕太后驾崩,至今过去不到两年,而这两年当中发生的事,此时殿内跪坐着的百官公卿,几乎都是全程目睹。
先是诸吕之乱的收尾,而后是齐悼惠王诸子之乱,以及从吕后驾崩那一刻开始,一直贯彻至终的‘陈平、周勃之乱’。
直到去年年末,悼惠王诸子乱平,陈平周勃亦‘授首’,刘弘才算是正式掌权,成为名副其实的汉天子。
而后,又是年初改元,又是加冠亲政,以及去年年末的秋收、今年开春的冬小麦收购···
光从时间轴来看,刘弘学习儒家思想的时间,很可能是过去这半年,茶前饭后的碎片化时间。
——如此‘不务正业’的学习方式,还只是半年,就能对儒家学说,起码对《诗》部分有自己的见解?
光此一点,就足以羡煞无数寒窗苦读数十年,却连所学内容都还没记完全的文人士子!
而对于朝臣百官而言,真正值得惊叹的,并非是刘弘非人的‘学习’能力。
众所周知:诸子百家之言论、学说,其中最容易让人改变情感倾向,被所学内容洗脑的部分,就数儒家学说为个中翘楚!
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期,类似‘其他学派往儒家派卧底,结果被儒家吸收为骨干’的状况,便屡见不鲜。
哪怕是正常的学术交流,也经常出现其他学派的士子一听儒家学说,就纷纷改换门庭,儒家士子听了别家言论,反倒是嗤之以鼻的现象。
几乎可以说:儒家思想,天生具有对其他学说的免疫能力,以及对其他学派士子的洗脑能力!
在这种前提下,无论是从未学过任何学说的小白,还是已经学了法家、黄老学言论的士子,都很难在自学途中,抵御住‘改换门庭,投身儒家’的诱惑。
反观刘弘,非但没有被自己自学的儒家思想所带偏,反倒是精准的找到了儒家思想与如今汉家政坛所不符的内容,还将其‘学以致用’,用到了对儒生陆贾的处置之事上!
这样的毅力和‘抗洗脑能力’,无疑是让殿内百官安心之余,又隐隐感到一丝遗憾。
安心的,是刘弘没有被儒家思想带偏,成为乃父孝惠皇帝那样的‘仁弱’之君;遗憾的,是刘弘展露出来的面目,让百官只得无奈放弃‘洗脑’‘引导’的打算。
再往深处想,甚至有人得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结论!
——诋毁、鄙视儒家,在如今汉室本就是‘政治正确’,刘弘又作为高皇帝的亲孙,要效仿祖父,在儒家头上拉屎撒尿,自也是题中应有之理。
但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,是刘弘为了在儒家头上拉屎撒尿,才去特意、有针对性的学习了儒家学说?
如果真是这样···
顷刻之间,殿内众人不约而同的将同情的目光,撒向依旧匍匐在殿中央的陆贾,以及在刘弘提出疑惑之后,满脸苦色的浮丘伯。
——鲁儒一脉,算是完了!
最起码,在当今刘弘长达30-40年的统治生涯中,鲁儒一脉断无出头之日!
相应的,受鲁儒一脉的影响,整个儒家的其他流派,如齐楚之地《诗》派,河东、河内的《书》派,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。
甚至可以这么说:在刘弘地统治生涯,黄老学是否能延续其‘执政学派’的地位,还有待商榷;但儒家,却是妥妥成为了第一个被排除的选项。
在今后的五十年内,就算法家乃至于墨家成为汉室的执政学派,都不可能是儒家了。
而在得出这个结论之后,殿内百官的脑海中,也不由出现各种大同小异的‘警醒之语’。
“日后,还当少看《诗》《书》之言···”
正所谓‘上行下效’,刘弘如此简洁直白的透露出自己对儒家学说的厌恶,那作为任一时代,都具备超强政治嗅觉的群体,官僚集团的反应,自然是最为迅速。
就在这殿内众人纷纷投来同情的目光,甚至隐隐形成‘儒家已经断绝’的氛围之时,浮丘伯终是由身旁的师弟张苍搀扶着起身,对御阶上的刘弘一拜。
“陛下即问臣以《诗》,臣自当以毕生所学,以解陛下之惑···”
言罢,浮丘伯便费力的直起身,侧目撇了一眼殿中央的陆贾,满是萧瑟的摇了摇头。
“自作自受,便莫怪老夫不顾同门情谊了···”
暗自自语一声,浮丘伯便再次望向刘弘,肃然一拱手。
“然论《诗》之前,臣尚有一言,以告陛下。”
说着,浮丘伯便缓缓走出朝班,来到殿中央,指了指匍匐于一旁的太中大夫,陆贾。
“陆贾之所为,非为儒生之举,亦非为孔圣之所倡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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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国时期,天下各大宗族门阀奉行的‘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’,自是不用多说。
宋末蒙元入关,南方门阀世家觉得:左右不过是换个主子,并不影响生活。
即便是在满清入关之时,势力雄厚的晋商群体,也依旧觉得这是百年难得一遇的‘机遇’‘风口’。
在这种思想背景下,封建王朝末年出现某某某登高一呼,天下为之大乱的状况,实在是太正常不过。
血统论和世袭制,刘弘还没有改变的打算——毕竟封建王朝的皇位传承,还是只能以父死子继的世袭制,才能确保政权安稳。
但家与国的先后关系,以及重要程度排序,却是刘弘必须要做出改变的点。
道理再简单不过:屁股决定脑袋。
坐上了皇位,刘弘首先要想的,自然是政权的安稳发展,以及尽量长时间的延续。
要想达成这个夙愿,那爱国思想的建设工作,就必然需要提上章程。
须得一提的是,作为华夏民族最璀璨、最光辉的历史时期之一,汉室享国四百余年,却并没有出现过十分明确的民族观念,亦或是忠君观念。
春秋战国时期,各国人民对君王、对国家的忠诚,几乎都是以战争带来的国家仇恨作为根基的。
就拿战国末期的两大世敌:秦-赵来说,两国百姓之所以能紧跟国家号召,在必要时责无旁贷的踏上战场,绝大部分的原因,都只是因为战场对面,是杀死自己祖父、父亲、兄长的仇敌!
而秦锐士之所以能享有‘虎狼之师’的威名,也只是因为秦的一纸军功勋爵名田宅制度,将秦卒的对胜利、对敌卒首级的渴望提高到了极致。
说白了,秦-赵两国百姓之所以能有那般高涨的战斗意志,主要就是血海‘私仇’;秦这边,又多了个‘杀敌进爵’的私欲而已。
对于国家外部状况、战略局势,绝大多数百姓都不关心。
在国家税赋提高,甚至仅仅是比其他国家高的时候,还很有可能出现战国末期,关东各国百姓举家前往秦国的‘叛国’之举。
就连各国官僚、公卿贵族,在面对磨刀霍霍,势必要统一天下的虎狼之秦时,也多有‘良禽择木而栖’的想法。
而如今汉室,距离战国时期才过去数十年,战国遗风在汉室依旧浓厚。
拿如今,汉室与匈奴之间的关系来说,绝大多数汉人对汉室的忠诚,都并非是单纯对刘汉政权效忠,而是多半出于华夷之防。
甚至于在汉室初,韩王信、燕王卢绾等人叛逃匈奴,乃至于后续叛逃的文人官吏,在做出背叛国家乃至于民族的事情后,都还能以‘各为其主’来解释自己的举措。
就算真有忠心于汉政权的,也大都是因为汉室初,刘邦对天下人‘授田加爵’之恩惠的感恩之情。
对于百姓,尤其是对于封建时期目不识丁、几乎全民文盲的寻常百姓,刘弘的要求并不高——能出于太祖高皇帝的恩惠,对刘氏皇帝有一个‘应该不是坏人’的第一印象,刘弘就很满意了。
至于后续的名望,也确实需要皇帝以身作则,实打实的照顾好百姓。
但对于官员,刘弘却不能忍受‘良禽择木而栖’的观念存在!
同样的道理:对于百姓把家庭看的比国家、民族重要,刘弘就算心有不畅,也只能勉强接受,再慢慢通过对外战争、对内整合来循序渐进。
但对于官僚将家族看的比国家重要,别说刘弘了,任何一个封建君王都不会接受!
如果家族比国家重要,那等将来,万一有某一个外族政权,如匈奴、南越等,以‘荣华富贵’的许诺来收买汉室的官员,那难度,岂不是比满清入关还容易?
所以,刘弘对于儒家思想的改造计划,乃至于对汉室如今普行价值的改造计划,也就显而易见了。
——首当其冲者,就是‘国家’的观念取代‘家国’的观念!
最起码,也要保证官僚阶级的思想觉悟,能达到‘没有国,何来家’的程度!
至于功侯贵勋,倒是不在刘弘的考虑范围内了。
在高皇帝刘邦许下‘山河永固,与国同休’的承诺之后,汉室的功侯贵勋阶级,实际上已经是汉政权的‘董事会成员’了。
汉室在,功侯贵勋便世袭罔替,代代富贵;汉室亡,便是‘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’。
作为同一条绳子上的两条蚂蚱,功侯勋贵阶级,甚至会比刘氏皇帝更希望汉室千秋万代,永世长存!
反观殿内站着的百官公卿,只要是没有侯爵的,几乎都是‘汉室集团公司’的打工人。
相较于功侯贵勋这样的董事会成员,这些打工人的觉悟,才是刘弘所要解决的重中之重。
而陆贾出使南越一丝,便给刘弘提供了一个很好地机会。
“敢问浮丘公。”
就见刘弘面色陡然一肃,看向御阶下正一脸呆萌的《诗》博士浮丘伯,旋即稍稍一拜。
“朕闻孔仲尼曾言:诗三百,一言以蔽之,思无邪。”
“及至君臣之道,仲尼亦多言:君惠臣以功名利禄,臣摄君之威仪仁爱。”
“然于此处,朕略有不解。”
就见刘弘适时的露出一副疑惑地目光,似是一个请教老师的学生般,对殿下的浮丘伯再一拜。
“仲尼之言,君待臣当若何,臣忠君当何如;然若君待臣以善,臣报君以叛,仲尼却未曾言其果。”
“浮丘公得荀子以授《诗》,当于仲尼之言知之甚广。”
“敢请浮丘公教朕:太中大夫陆贾,得朕祖高皇帝知遇之恩,朕亦信其忠义,乃为使以往南越;然陆贾于南越之所为,皆为一己之私,全然不顾朕之信重,太祖高皇帝之恩德。”
“如此之人,当为‘良臣’否?”
刘弘一语既出,殿内众人无不瞠目结舌,纷纷将见鬼般的目光,望向御阶上负手而立的刘弘!
“陛下年不过十六,从何得授仲尼之言?”
刘弘撩撩数语,所透露出的内在信息,实在是庞大到让人惊诧的地步。
先是寥寥数语,将《诗》中有关君臣关系的内容概括而出,光这,就足以表明:对于儒家的思想言论,刘弘是有基本了解的。
——这就已经很吓人了!
要知道自太祖高皇帝时起,但凡是以儒生的身份进入汉宫的人,无一不被天下人所熟知!
如高黄帝时期的太常叔孙通,以及当年受孝惠皇帝亲自登门请教,如今却在殿内,被刘弘隐隐逼问着的浮丘伯等。
除此之外,任何儒家出身的士子,别说是走进宫廷,得到‘教授皇子’的机会了,就连地方县衙的一官半职,都很难能争取到。
没有老师,就意味着刘弘对儒家言论的了解,全都源自于自学。
而刘弘‘自学儒家言论、思想’的唯一渠道,就是位于未央宫内的皇家档案室:石渠阁。
想到这里,殿内百官目光中的匪夷所思,肉眼可见的变成了‘惊惧’!
原因很简单:此时正负手屹立于御阶上的刘弘,无论是在做襄城侯的‘刘山’时期、做常山王的‘刘义’时期,亦或是登基为帝,改名为‘刘弘’的前四年当中,都不可能进得去石渠阁。
——信奉黄老无为,陪伴高皇帝一点点从秦沛泗水亭长,爬到九五至尊之位的吕太后,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一位刘氏子孙,去学习儒家的言论!
非但儒家如此,法家、墨家等任何‘非黄老’的学说,都不可能出现在刘弘的面前。
也就是说,刘弘对于儒家学说的掌握,全都是在吕太后病逝之后。
吕太后驾崩,至今过去不到两年,而这两年当中发生的事,此时殿内跪坐着的百官公卿,几乎都是全程目睹。
先是诸吕之乱的收尾,而后是齐悼惠王诸子之乱,以及从吕后驾崩那一刻开始,一直贯彻至终的‘陈平、周勃之乱’。
直到去年年末,悼惠王诸子乱平,陈平周勃亦‘授首’,刘弘才算是正式掌权,成为名副其实的汉天子。
而后,又是年初改元,又是加冠亲政,以及去年年末的秋收、今年开春的冬小麦收购···
光从时间轴来看,刘弘学习儒家思想的时间,很可能是过去这半年,茶前饭后的碎片化时间。
——如此‘不务正业’的学习方式,还只是半年,就能对儒家学说,起码对《诗》部分有自己的见解?
光此一点,就足以羡煞无数寒窗苦读数十年,却连所学内容都还没记完全的文人士子!
而对于朝臣百官而言,真正值得惊叹的,并非是刘弘非人的‘学习’能力。
众所周知:诸子百家之言论、学说,其中最容易让人改变情感倾向,被所学内容洗脑的部分,就数儒家学说为个中翘楚!
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期,类似‘其他学派往儒家派卧底,结果被儒家吸收为骨干’的状况,便屡见不鲜。
哪怕是正常的学术交流,也经常出现其他学派的士子一听儒家学说,就纷纷改换门庭,儒家士子听了别家言论,反倒是嗤之以鼻的现象。
几乎可以说:儒家思想,天生具有对其他学说的免疫能力,以及对其他学派士子的洗脑能力!
在这种前提下,无论是从未学过任何学说的小白,还是已经学了法家、黄老学言论的士子,都很难在自学途中,抵御住‘改换门庭,投身儒家’的诱惑。
反观刘弘,非但没有被自己自学的儒家思想所带偏,反倒是精准的找到了儒家思想与如今汉家政坛所不符的内容,还将其‘学以致用’,用到了对儒生陆贾的处置之事上!
这样的毅力和‘抗洗脑能力’,无疑是让殿内百官安心之余,又隐隐感到一丝遗憾。
安心的,是刘弘没有被儒家思想带偏,成为乃父孝惠皇帝那样的‘仁弱’之君;遗憾的,是刘弘展露出来的面目,让百官只得无奈放弃‘洗脑’‘引导’的打算。
再往深处想,甚至有人得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结论!
——诋毁、鄙视儒家,在如今汉室本就是‘政治正确’,刘弘又作为高皇帝的亲孙,要效仿祖父,在儒家头上拉屎撒尿,自也是题中应有之理。
但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,是刘弘为了在儒家头上拉屎撒尿,才去特意、有针对性的学习了儒家学说?
如果真是这样···
顷刻之间,殿内众人不约而同的将同情的目光,撒向依旧匍匐在殿中央的陆贾,以及在刘弘提出疑惑之后,满脸苦色的浮丘伯。
——鲁儒一脉,算是完了!
最起码,在当今刘弘长达30-40年的统治生涯中,鲁儒一脉断无出头之日!
相应的,受鲁儒一脉的影响,整个儒家的其他流派,如齐楚之地《诗》派,河东、河内的《书》派,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。
甚至可以这么说:在刘弘地统治生涯,黄老学是否能延续其‘执政学派’的地位,还有待商榷;但儒家,却是妥妥成为了第一个被排除的选项。
在今后的五十年内,就算法家乃至于墨家成为汉室的执政学派,都不可能是儒家了。
而在得出这个结论之后,殿内百官的脑海中,也不由出现各种大同小异的‘警醒之语’。
“日后,还当少看《诗》《书》之言···”
正所谓‘上行下效’,刘弘如此简洁直白的透露出自己对儒家学说的厌恶,那作为任一时代,都具备超强政治嗅觉的群体,官僚集团的反应,自然是最为迅速。
就在这殿内众人纷纷投来同情的目光,甚至隐隐形成‘儒家已经断绝’的氛围之时,浮丘伯终是由身旁的师弟张苍搀扶着起身,对御阶上的刘弘一拜。
“陛下即问臣以《诗》,臣自当以毕生所学,以解陛下之惑···”
言罢,浮丘伯便费力的直起身,侧目撇了一眼殿中央的陆贾,满是萧瑟的摇了摇头。
“自作自受,便莫怪老夫不顾同门情谊了···”
暗自自语一声,浮丘伯便再次望向刘弘,肃然一拱手。
“然论《诗》之前,臣尚有一言,以告陛下。”
说着,浮丘伯便缓缓走出朝班,来到殿中央,指了指匍匐于一旁的太中大夫,陆贾。
“陆贾之所为,非为儒生之举,亦非为孔圣之所倡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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