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0367章 初现盛况
长安城,未央宫。
不知不觉间,时间便已经临近八月;秋老虎让长安街头的大街烫的像一屉蒸笼!
但比秋日的闷热还要滚烫的,是长安附近,热火朝天的百姓。
虽然年初的冬天,关中大面积补种了宿麦,但去年春耕的粟米却由于战乱的影响,导致收成并不好。
按照土壤‘肥力守恒定律’,去年关中平均每亩不到三石的收成,意味着田亩肥力的损耗远低于往年。
即便年初关中补种了宿麦,还是不影响今年的粟米,长势比过去几年还要喜人!
看着粟秆被沉甸甸的果实压完了要,关中农户的嘴都快咧到了耳朵边儿上。
——今年,准定是个丰年!
非但是个丰年,还是粮食保护价政策推行之后,关中的第一个丰年!
随着时间的推移,粮食保护价政策逐渐发挥出其独特的优越性,变成了‘汉家果然仁以待民’的又一佐证。
从去年年初,粮食保护价正式实施开始,到如今的正武元年秋七月末,这长安一年半的时间里,关中粟米的价格,如不倒松般恒定在了九十钱一石!
稳定的粮食价格,对关中百姓生活的保证自是不用多提,好巧不巧的是:过去三年的状况,彼此之间都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。
吕太后最后一年,关中收成中规中矩,粮价算是比较稳定,基本在八十-一百一十钱左右一石。
但在秋收之后,吕太后驾崩,长安大乱,粮价便应声飞涨,最高达到了惊人的五百钱一石!
——要知道那些每石作价五百钱的粟米,都是关中农户亲手以每石八十钱左右的价格,售卖给关中粮商的!
吕太后驾崩、吕氏子弟做乱长安这一年,无疑是对关中百姓而言,苦不堪言的一年。
第二年,也就是去年,少年天子刘弘开始掌权,并史无前例的推出了粮食保护价政策,甚至不惜通过暴力手段,将飞涨的粮价拉回了百钱以内。
但在当时,关中百姓对粮食保护价政策的感官,还谈不上绝对的好。
——因为去年,是收成不好的一年。
若是放在以往,某一年收成不好,往往意味着农民收获的粮食,能在粮商那里卖出更高的价钱。
虽然这也意味着这一年,百姓要花更多的钱购买口粮,但对于这种长远视野的事,百姓的灵敏度总是比较低下的。
而粮食保护价政策,以及少府的存在,却让关中百姓无可奈何之下,只能把‘稀缺’的粮食按每石七十五钱的价格,售卖给少府。
要说去年秋收,关中百姓为什么还要按照粮食保护价政策,把粮食一车车送到少府的售粮处,自然不是完全由衷。
——自粮食保护价政策推行,关中已经几乎见不到粮商的踪迹了!
就连以前关中粮商界的巨头田氏一族,都在主爵都尉田兰的引领下,举族帮着少府做粮食生意了!
除了把粮食少府,关中百姓并没有其他的选择。
再加上刘弘曾经开内库之粮阶级长安百姓、杀关中粮商以平抑粮价的举动,使得关中百姓只能无奈的以‘陛下不会害吾等’安慰自己。
而今年,关中即将迎来一次十数年一见的大丰收,关中百姓对少府、对粮食保护价政策的感官,顿时又有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变。
道理再简单不过:谷贱害农,谷贵伤农。
丰年,意味着粮食供应大幅度增长,相应的,粮价就会下跌。
这也是封建时代,绝大多数农民无法凭借种地改变生活水平,乃至于改变阶级的无奈。
——收成一般,粮价正常,去掉家中食用的口粮,兜里就剩那两个钱。
——收成好了,粮食打的多,粮价应声一跌,拿到手的还是那点钱。
至于收成不好,那别说手里剩钱了,能保证从粮米铺买到粮食,让全家都不挨饿,都是大多数人的奢望···
但今年,关中即将迎来大丰收,少府却还是和去年关中歉收时一样,高挂着一块‘石七十五钱无限收购粟米’的牌子,丝毫没有取下牌子,修改一下收购价格的意图!
这一下,关中的农户可谓是笑开了花。
七十五钱一石的收购价格,放在灾年自然是欺负人,放到寻常年间,也多少有点‘店大欺客’的意味在其中。
但在丰年,每石七十五钱的收购价格,无疑算得上实打实的良心价了!
自汉室立这二十多年间,关中总共经历了三次大丰收。
巧合的是:这三次丰收,全都是在孝惠皇帝驾崩,吕太后掌权后的八年间出现。
那三年,关中的粮价都是什么水平?
——孝怀皇帝四年,关中平均亩产四石出头,粮价暴跌至六十钱一石!
至于粮商从百姓手中收购的价格,更是曾出现每石四十五钱的白菜价。
这还不是最惨的一次。
——当今二年,关中再次大丰收,平均亩产隐隐向四石半看齐,关中粮价一夜之内,跌破了五十钱大关!
相应的,粮商们的收购价,也是冲着三十钱飞奔···
今年,关中几乎必然会迎来一次平均亩产四石以上的大丰收,按照每家每户都有百亩田来算,就是人均收获粟米四百石。
但相较于孝怀皇帝四年时的场景,今年,关中百姓的日子,必然会好上十倍不止···
当年,关中农户收获粟米四百石,一个十五税一的税率、百二十钱的口赋,就要去掉将近五十石!
剩下三百五十石卖到粮商手中,也不过价值一万零五百钱而已···
按一家五口人算,一年的口粮是一百二十石;而丰年的粮价,会在秋收之后的来年开春,百姓要买口粮时回涨到七十钱左右。
就这样,一个大丰年赚下的一万零五百钱,光是这家人的口粮,就要花去将近八千五百钱。
剩下两千钱,够干什么?
一家五口人,柴米油盐酱醋茶,逢年过节添置新衣,能够用就不错了!
这也是封建时代的大多数时候,百姓的生存现状——丰年,往往并不意味着发了笔财,而只是意味着这一年,九成九以上的农户能保证不挨饿。
今年的状况,无疑就是让所有封建时代的农民,都趋之若鹜的状况了。
同样是每家每户都四百来石粟米,但税率,却很有可能会延续去年‘三十税一’的比例,也就是大概十三石粮食。
口赋更是被当今刘弘一纸诏令,无限期降到了每人每年四十钱,算下来一家五口上缴的口赋,也就是两石粟米左右。
四百石粟米,交完税赋,百姓手里还能剩至少三百八十石,能从少府换回足足两万八千五百钱!
而一年的口粮一百二十石,从少府按每石九十钱买,也就是一万零八百钱;百姓手里,还能剩下一万七千多钱!
这意味着什么?
光是拿孝怀四年的丰收,和今年的丰收对比,关中百姓‘平均家庭可支配收入’,便从当年的两千钱,涨到了今年的一万七千钱!
涨了足足八点五倍!
要是再算上年初,关中百姓从冬小麦上得到的‘额外收入’,这个比例甚至很可能达到二十倍!
孝怀皇帝四年,到现在才过去多久?
不过六年而已!
六年之内,准确的说是在过去这短短的一年,汉室百姓,起码关中百姓的年平均可支配收入,便暴涨了二十倍以上!
这样的盛况,是整个汉室历史,乃至于整个神州大陆头一遭!
看着口袋里从未出现过的一枚枚铜钱五铢,关中百姓终于反应过来:粮食保护价政策,或许并不是只简单起到‘稳定粮价’的作用。
自然而然的,关中百姓的皇帝刘弘的信任,也是嗡时暴涨。
说起来,在华夏上下两千年封建历史上,刘汉皇帝,几乎算是最好骗老百姓的马甲了。
放在其他任何一个时代,都绝无可能成功的操作,在汉室却往往会有一半以上的成功机会。
比如某位爷一封罪己诏,就硬生生把天下群雄并起、遍地农民起义的末世之相,重新拉回了正轨。
说到底,还是老刘家的皇帝们,把‘爱民如子’的人设立的太好、太坚固了。
——刘邦入关中秋毫不犯,与民约法三章!
——惠帝刘盈在位不过七年,便得谥‘惠’!
——文帝刘恒节衣俭食,宫中姬嫔群不拖地!
这一代代‘仁君’,一位位影帝的接替努力,在整个有汉一朝,都形成了‘皇帝永远是好的,坏的都是下面的官’的普行价值。
也正是这一位位先皇,在汉室百姓心中留下的‘面子’,才能让后来的汉天子具备一种神奇的特权。
——无论犯了什么错,只要能乖乖低头认错,努力改正,就绝对能得到天下绝大多数百姓的追随!
说白了:这样的西汉王朝,绝无可能断绝于农民起义、外敌入侵之上,只可能是被自己消灭。
而关中百姓不知道的是:今年,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‘丰年’。
原因很简单:丰年之所以被称之为丰年,正是因为这一年的收获,比过往和未来几年都明显多出一大截。
但若是每一年,田地产出都达到同样的高度的话,就不会再被称之为‘丰年’了。
‘丰年’的判断标准,也会自然而然的提高。
在后世的历史记载当中,汉正武元年,被看做汉室正式脱离开国时期的混乱,大踏步走向盛世的开端。
而这个开端带来的,是长达十五年的‘康武之治’,及之后稳定维持共一百八十余年的太平盛世···
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“于南越王赵佗一事,长安城中,可有何物论?”
负手屹立在未央宫宣室殿外的眺望台,看着长安街头的熙熙攘攘,刘弘面上流露出一丝由衷的傲然。
还记得两年以前,刘弘刚穿越到这陌生的世界,整个长安城,都被笼罩在混乱、恐惧,和饥饿之内。
短短两年的时间,长安城内就已经发生了如此显著的变化,这无疑是对刘弘夜以继日的工作,给出的最大褒奖。
——百姓丰衣足食,国家富强安和,一个成功帝王追求的,也莫过于此了。
但让刘弘安心中,依旧隐隐感到激情澎湃的,是长安城内这幅欣欣向荣,热火朝天的景象。
——对于目前已经改善许多的生活状态,长安百姓并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‘满足’!
田亩丰收,百姓兴奋之余,盘算起要不要和乡里乡亲凑一笔钱,开几里窄渠,改善一下田亩的灌溉;
南越王不臣,刘弘还没开始骂陆贾,关中百姓就已经自发的做起了战争的准备工作!
这样一副美好的景象,让刘弘略有些感到疲惫之余,也被一股莫名的澎湃所充斥。
但对于南越王赵佗,刘弘却并没有短时间内武力惩治的想法。
“禀陛下:自太常酂侯萧公、平阳侯曹公出使南越,关中民便多有征伐之意;于南越王佗,更多有愤恨之论。”
“据内史故安侯申屠公言:往旬,
短短两年的时间,长安城内就已经发生了如此显著的变化,这无疑是对刘弘夜以继日的工作,给出的最大褒奖。
——百姓丰衣足食,国家富强安和,一个成功帝王追求的,也莫过于此了。
但让刘弘安心中,依旧隐隐感到激情澎湃的,是长安城内这幅欣欣向荣,热火朝天的景象。
——对于目前已经改善许多的生活状态,长安百姓并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‘满足’!
田亩丰收,百姓兴奋之余,盘算起要不要和乡里乡亲凑一笔钱,开几里窄渠,改善一下田亩的灌溉;
南越王不臣,刘弘还没开始骂陆贾,关中百姓就已经自发的做起了战争的准备工作!
这样一副美好的景象,让刘弘略有些感到疲惫之余,也被一股莫名的澎湃所充斥。
但对于南越王赵佗,刘弘却并没有短时间内武力惩治的想法。
“禀陛下:自太常酂侯萧公、平阳侯曹公出使南越,关中民便多有征伐之意;于南越王佗,更多有愤恨之论。”
“据内史故安侯申屠公言:往旬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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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知不觉间,时间便已经临近八月;秋老虎让长安街头的大街烫的像一屉蒸笼!
但比秋日的闷热还要滚烫的,是长安附近,热火朝天的百姓。
虽然年初的冬天,关中大面积补种了宿麦,但去年春耕的粟米却由于战乱的影响,导致收成并不好。
按照土壤‘肥力守恒定律’,去年关中平均每亩不到三石的收成,意味着田亩肥力的损耗远低于往年。
即便年初关中补种了宿麦,还是不影响今年的粟米,长势比过去几年还要喜人!
看着粟秆被沉甸甸的果实压完了要,关中农户的嘴都快咧到了耳朵边儿上。
——今年,准定是个丰年!
非但是个丰年,还是粮食保护价政策推行之后,关中的第一个丰年!
随着时间的推移,粮食保护价政策逐渐发挥出其独特的优越性,变成了‘汉家果然仁以待民’的又一佐证。
从去年年初,粮食保护价正式实施开始,到如今的正武元年秋七月末,这长安一年半的时间里,关中粟米的价格,如不倒松般恒定在了九十钱一石!
稳定的粮食价格,对关中百姓生活的保证自是不用多提,好巧不巧的是:过去三年的状况,彼此之间都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。
吕太后最后一年,关中收成中规中矩,粮价算是比较稳定,基本在八十-一百一十钱左右一石。
但在秋收之后,吕太后驾崩,长安大乱,粮价便应声飞涨,最高达到了惊人的五百钱一石!
——要知道那些每石作价五百钱的粟米,都是关中农户亲手以每石八十钱左右的价格,售卖给关中粮商的!
吕太后驾崩、吕氏子弟做乱长安这一年,无疑是对关中百姓而言,苦不堪言的一年。
第二年,也就是去年,少年天子刘弘开始掌权,并史无前例的推出了粮食保护价政策,甚至不惜通过暴力手段,将飞涨的粮价拉回了百钱以内。
但在当时,关中百姓对粮食保护价政策的感官,还谈不上绝对的好。
——因为去年,是收成不好的一年。
若是放在以往,某一年收成不好,往往意味着农民收获的粮食,能在粮商那里卖出更高的价钱。
虽然这也意味着这一年,百姓要花更多的钱购买口粮,但对于这种长远视野的事,百姓的灵敏度总是比较低下的。
而粮食保护价政策,以及少府的存在,却让关中百姓无可奈何之下,只能把‘稀缺’的粮食按每石七十五钱的价格,售卖给少府。
要说去年秋收,关中百姓为什么还要按照粮食保护价政策,把粮食一车车送到少府的售粮处,自然不是完全由衷。
——自粮食保护价政策推行,关中已经几乎见不到粮商的踪迹了!
就连以前关中粮商界的巨头田氏一族,都在主爵都尉田兰的引领下,举族帮着少府做粮食生意了!
除了把粮食少府,关中百姓并没有其他的选择。
再加上刘弘曾经开内库之粮阶级长安百姓、杀关中粮商以平抑粮价的举动,使得关中百姓只能无奈的以‘陛下不会害吾等’安慰自己。
而今年,关中即将迎来一次十数年一见的大丰收,关中百姓对少府、对粮食保护价政策的感官,顿时又有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变。
道理再简单不过:谷贱害农,谷贵伤农。
丰年,意味着粮食供应大幅度增长,相应的,粮价就会下跌。
这也是封建时代,绝大多数农民无法凭借种地改变生活水平,乃至于改变阶级的无奈。
——收成一般,粮价正常,去掉家中食用的口粮,兜里就剩那两个钱。
——收成好了,粮食打的多,粮价应声一跌,拿到手的还是那点钱。
至于收成不好,那别说手里剩钱了,能保证从粮米铺买到粮食,让全家都不挨饿,都是大多数人的奢望···
但今年,关中即将迎来大丰收,少府却还是和去年关中歉收时一样,高挂着一块‘石七十五钱无限收购粟米’的牌子,丝毫没有取下牌子,修改一下收购价格的意图!
这一下,关中的农户可谓是笑开了花。
七十五钱一石的收购价格,放在灾年自然是欺负人,放到寻常年间,也多少有点‘店大欺客’的意味在其中。
但在丰年,每石七十五钱的收购价格,无疑算得上实打实的良心价了!
自汉室立这二十多年间,关中总共经历了三次大丰收。
巧合的是:这三次丰收,全都是在孝惠皇帝驾崩,吕太后掌权后的八年间出现。
那三年,关中的粮价都是什么水平?
——孝怀皇帝四年,关中平均亩产四石出头,粮价暴跌至六十钱一石!
至于粮商从百姓手中收购的价格,更是曾出现每石四十五钱的白菜价。
这还不是最惨的一次。
——当今二年,关中再次大丰收,平均亩产隐隐向四石半看齐,关中粮价一夜之内,跌破了五十钱大关!
相应的,粮商们的收购价,也是冲着三十钱飞奔···
今年,关中几乎必然会迎来一次平均亩产四石以上的大丰收,按照每家每户都有百亩田来算,就是人均收获粟米四百石。
但相较于孝怀皇帝四年时的场景,今年,关中百姓的日子,必然会好上十倍不止···
当年,关中农户收获粟米四百石,一个十五税一的税率、百二十钱的口赋,就要去掉将近五十石!
剩下三百五十石卖到粮商手中,也不过价值一万零五百钱而已···
按一家五口人算,一年的口粮是一百二十石;而丰年的粮价,会在秋收之后的来年开春,百姓要买口粮时回涨到七十钱左右。
就这样,一个大丰年赚下的一万零五百钱,光是这家人的口粮,就要花去将近八千五百钱。
剩下两千钱,够干什么?
一家五口人,柴米油盐酱醋茶,逢年过节添置新衣,能够用就不错了!
这也是封建时代的大多数时候,百姓的生存现状——丰年,往往并不意味着发了笔财,而只是意味着这一年,九成九以上的农户能保证不挨饿。
今年的状况,无疑就是让所有封建时代的农民,都趋之若鹜的状况了。
同样是每家每户都四百来石粟米,但税率,却很有可能会延续去年‘三十税一’的比例,也就是大概十三石粮食。
口赋更是被当今刘弘一纸诏令,无限期降到了每人每年四十钱,算下来一家五口上缴的口赋,也就是两石粟米左右。
四百石粟米,交完税赋,百姓手里还能剩至少三百八十石,能从少府换回足足两万八千五百钱!
而一年的口粮一百二十石,从少府按每石九十钱买,也就是一万零八百钱;百姓手里,还能剩下一万七千多钱!
这意味着什么?
光是拿孝怀四年的丰收,和今年的丰收对比,关中百姓‘平均家庭可支配收入’,便从当年的两千钱,涨到了今年的一万七千钱!
涨了足足八点五倍!
要是再算上年初,关中百姓从冬小麦上得到的‘额外收入’,这个比例甚至很可能达到二十倍!
孝怀皇帝四年,到现在才过去多久?
不过六年而已!
六年之内,准确的说是在过去这短短的一年,汉室百姓,起码关中百姓的年平均可支配收入,便暴涨了二十倍以上!
这样的盛况,是整个汉室历史,乃至于整个神州大陆头一遭!
看着口袋里从未出现过的一枚枚铜钱五铢,关中百姓终于反应过来:粮食保护价政策,或许并不是只简单起到‘稳定粮价’的作用。
自然而然的,关中百姓的皇帝刘弘的信任,也是嗡时暴涨。
说起来,在华夏上下两千年封建历史上,刘汉皇帝,几乎算是最好骗老百姓的马甲了。
放在其他任何一个时代,都绝无可能成功的操作,在汉室却往往会有一半以上的成功机会。
比如某位爷一封罪己诏,就硬生生把天下群雄并起、遍地农民起义的末世之相,重新拉回了正轨。
说到底,还是老刘家的皇帝们,把‘爱民如子’的人设立的太好、太坚固了。
——刘邦入关中秋毫不犯,与民约法三章!
——惠帝刘盈在位不过七年,便得谥‘惠’!
——文帝刘恒节衣俭食,宫中姬嫔群不拖地!
这一代代‘仁君’,一位位影帝的接替努力,在整个有汉一朝,都形成了‘皇帝永远是好的,坏的都是下面的官’的普行价值。
也正是这一位位先皇,在汉室百姓心中留下的‘面子’,才能让后来的汉天子具备一种神奇的特权。
——无论犯了什么错,只要能乖乖低头认错,努力改正,就绝对能得到天下绝大多数百姓的追随!
说白了:这样的西汉王朝,绝无可能断绝于农民起义、外敌入侵之上,只可能是被自己消灭。
而关中百姓不知道的是:今年,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‘丰年’。
原因很简单:丰年之所以被称之为丰年,正是因为这一年的收获,比过往和未来几年都明显多出一大截。
但若是每一年,田地产出都达到同样的高度的话,就不会再被称之为‘丰年’了。
‘丰年’的判断标准,也会自然而然的提高。
在后世的历史记载当中,汉正武元年,被看做汉室正式脱离开国时期的混乱,大踏步走向盛世的开端。
而这个开端带来的,是长达十五年的‘康武之治’,及之后稳定维持共一百八十余年的太平盛世···
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“于南越王赵佗一事,长安城中,可有何物论?”
负手屹立在未央宫宣室殿外的眺望台,看着长安街头的熙熙攘攘,刘弘面上流露出一丝由衷的傲然。
还记得两年以前,刘弘刚穿越到这陌生的世界,整个长安城,都被笼罩在混乱、恐惧,和饥饿之内。
短短两年的时间,长安城内就已经发生了如此显著的变化,这无疑是对刘弘夜以继日的工作,给出的最大褒奖。
——百姓丰衣足食,国家富强安和,一个成功帝王追求的,也莫过于此了。
但让刘弘安心中,依旧隐隐感到激情澎湃的,是长安城内这幅欣欣向荣,热火朝天的景象。
——对于目前已经改善许多的生活状态,长安百姓并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‘满足’!
田亩丰收,百姓兴奋之余,盘算起要不要和乡里乡亲凑一笔钱,开几里窄渠,改善一下田亩的灌溉;
南越王不臣,刘弘还没开始骂陆贾,关中百姓就已经自发的做起了战争的准备工作!
这样一副美好的景象,让刘弘略有些感到疲惫之余,也被一股莫名的澎湃所充斥。
但对于南越王赵佗,刘弘却并没有短时间内武力惩治的想法。
“禀陛下:自太常酂侯萧公、平阳侯曹公出使南越,关中民便多有征伐之意;于南越王佗,更多有愤恨之论。”
“据内史故安侯申屠公言:往旬,
短短两年的时间,长安城内就已经发生了如此显著的变化,这无疑是对刘弘夜以继日的工作,给出的最大褒奖。
——百姓丰衣足食,国家富强安和,一个成功帝王追求的,也莫过于此了。
但让刘弘安心中,依旧隐隐感到激情澎湃的,是长安城内这幅欣欣向荣,热火朝天的景象。
——对于目前已经改善许多的生活状态,长安百姓并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‘满足’!
田亩丰收,百姓兴奋之余,盘算起要不要和乡里乡亲凑一笔钱,开几里窄渠,改善一下田亩的灌溉;
南越王不臣,刘弘还没开始骂陆贾,关中百姓就已经自发的做起了战争的准备工作!
这样一副美好的景象,让刘弘略有些感到疲惫之余,也被一股莫名的澎湃所充斥。
但对于南越王赵佗,刘弘却并没有短时间内武力惩治的想法。
“禀陛下:自太常酂侯萧公、平阳侯曹公出使南越,关中民便多有征伐之意;于南越王佗,更多有愤恨之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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