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0384章 汉皇威仪
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又对张嫣许下‘明年夏天肯定能抱孙子’的项目指标,刘弘才把长信殿外摇摇欲坠的王忠给捞了出来。
坐在回宫的御辇之上,刘弘侧眼撇了王忠一眼,善意的点了点头,却并未开口说话。
说来,自打刘弘大婚之后,王忠就已经基本放弃了‘本职工作’,对于刘弘身边的女人,也早已不再有那般强烈的敌意。
非要说还有哪方面是王忠在操心的,那也就是王忠出于‘省御卫幕后负责人’的身份,替刘弘监管着后宫嫔妃,顺便再排查一番后妃的家庭背景。
倒也不是说,如今的刘弘已经有了让王忠忽略本职,忘记孝惠皇帝遗命的地步,而是情况发生了变化。
以前,无论是孝惠皇帝、孝怀皇帝在位时期,还是原主登基后的前四年,王忠都时刻不忘自己的本职工作:刘弘身边的女人扫荡机器。
类似性质的宦官,在历史上虽然算不上常见,却也绝对说不上是独一份。
但在刘弘经历诛吕之乱,尤其是在扫平陈、周反叛集团之后,刘弘就已经不是一个需要‘存保阳气’的少年了。
从加冠仪式举行的那一天开始,刘弘就已经成为了涉政天子,正式肩负起了一个成年皇族所应该肩负起的一切责任。
包括掌权涉政,包括把控朝堂,自然,也包括娶妻生子,为江山社稷诞下血脉。
所以从刘弘加冠那一刻开始,王忠的‘本职工作’,实际上就已经无限期宣告结束。
——皇帝加冠了,成人了,需要的不再是防止斜阳,而是尽快诞下血脉,以安稳江山社稷。
从这个角度上来讲,张嫣拿刘弘‘不作为’来惩罚王忠,王忠着实算得上的无妄之灾。
但刘弘也并没有为此,替母亲张嫣向王忠道歉的打算。
——再怎么样,王忠也终究是宦官之身。
说好听点,叫天子家奴、皇帝犬马,说难听点儿,那就是老刘家的私奴。
女主人训斥甚至鞭策的家奴,少主人自然也没有向家奴道歉,以堕母亲颜面的道理。
刘弘能从马邑之战的准备工作中抽出身来,到长乐宫捞王忠一把,这就已经很仗义,很看多年的情面了。
毫无负罪感的将注意力从王忠身上收回,刘弘轻轻掀开车帘,将目光撒向了长安街头。
说来,刘弘此番出宫,把王忠从长乐宫捞出来是一方面,另一方面,也是刘弘着实有一段时间没有出门,在皇宫里憋得有些难受了。
趁着好不容易出趟宫的机会,好好看看长安城内的景象,放松放松心情,也算得上是刘弘难得的娱乐、放松手段。
只是再怎么样,刘弘也毕竟是皇帝,除非是便装出行,上演一出‘xx侯公子外出’的大型cosplay,否则,就只能在御辇里远远看一眼长安城的大街小巷。
——总不能让太仆陈濞,驱着这辆天下绝对没有第二辆的黄屋左纛,到北城的平民区观光一圈吧?
要真是那样,且先不提朝堂会有多大的舆论风波,光是太后张嫣那里,刘弘就没法给出说的过去的交代。
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,对文人而言或许是懦弱的借口、逃避的说辞,但对皇帝而言,却是需要时刻谨记的信条。
但越想,刘弘就越觉得哪里别扭。
作为政权一号人物,要随时注意人生安全是没错,放在哪朝哪代、古今中外,都是这么个理。
可刘弘心中,那股‘这没什么,首脑都这样’的主观意识越强烈,潜意识里的抗拒便愈发浓郁了起来。
等想明白潜意识里这股抗拒的来源之后,刘弘终是淡笑着点了点头。
以皇帝的身份前往首都平民区,必然会导致安全出现隐患不说,还会在某种程度上,沾染‘破坏政治规则’的嫌疑。
——无论哪朝哪代,但凡是华夏政权,最高领导者与最底层平民之间的对话,往往都是不被认可的。
举个简单地例子。
刘弘跑到了某地的农田边,跟某一个乡间老农交谈,最后得知,当地官员胡作非为,对地方百姓百般欺压;而后刘弘雷霆大怒,下令朝堂彻查此事。
这样一件事放在后世,那不过是一次再正常不过的寻访,但在汉室,在古华夏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上,这就是破坏政治规则。
在下令朝堂‘彻查该老农所在地的行政状况’后,刘弘所需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,不是如何解决老农的困难,如何改善当地的行政。
而是刘弘要跟朝堂给出一个解释:自己为什么会和一个老农搭上话?
自己又为什么会出现在农田边上?
或许在后世人看来,这有些本末倒置:问题的关键,不应该是老农的悲惨遭遇,以及当地官员的问题吗?
怎么又成了刘弘无故外出的惹得祸?
实际上,即便是在后世,类似的事情也会得到相似的处理方式。
——只要没有引起太过巨大的舆论关注。
在汉室,以及其他封建时代也一样,还是同样一件‘老农向皇帝状告官员不作为’的事。
如果是老农在田边,跟穿着便服的皇帝刘弘随口一说,那这件事,刘弘最后大概率要承担‘干涉地方执政’‘鼓励、怂恿越级报告’‘破坏政治规则’的黑锅。
可要是刘弘在听说这件事之后,跟老农说:老人家,这件事小子我管不了,估计皇帝老儿能管,我知道登闻鼓在哪里,我带你去吧?
如果最后老头儿真的敲响了登闻鼓,并和换了身衣服的刘弘又说了一遍当地官员鱼肉百姓的事,那刘弘就不算破坏政治规则了。
——人家自己来找我说的,又不是我问的~
或许说起来很复杂,但简单概括一下,实际上也很好理解:皇帝向下不越级,起码是不大幅度越级考察,官员向上不越级汇报。
这主要来源于华夏政治文化秩序中,最具代表性的‘我上司的上司不是我上司’。
而这一点,在汉室又尤其的明显。
至于其中的内在逻辑,实际上也很好理解:在汉室,直系上下属之间,往往也会存在间接,乃至于直接竞争关系。
盖因为汉室的政治晋升秩序,并非是严格按照后世那样,一级一级往上爬的方式,而是在适度满足资历、履历的条件下,挑选能力最强的那一个人。
例如说:某郡郡衙的千石级属衙,如郡都邮等属衙主官空缺,那该空缺的竞争者,往往会是该郡秩禄千石以下一到三级以内的所有官员。
比如某个大县县令比千石秩禄,县尉六百石级别,理论上都有可能出任该郡的都邮。
或许最终,那个六百石级别的县尉会成为千石级别的郡都邮,对原先的县令实现弯道超车,成为那个比千石级别的县令之上官。
但这丝毫不影响在此之前,县尉还没成为郡都邮的时候,面见县令时,都是口称上官,语呼明公。
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,有利益的地方就有犯罪——既然上下属之间存在竞争关系,那越级汇报、举报的真实性以及目的性,就有些耐人寻味了。
——你是县令,我是县尉,郡都邮之位出缺,我们俩都想竞争;
就在这时,刚好有人找上门来跟我说:俺们县的县令,可是干过xxx伤天害理的事啊!
这时候,我会怎么做?
如果不是在竞争郡都邮的职务,按照官场最正常的处理方式,此时不外乎两种处理方法。
其一,找上那个面目可憎的县令,隐晦的提醒他自己已经知道了某些事,劝他告老还乡,自留体面。
其二,便是在事态失控之前,上报最近一级的上级行政单位,如郡守府等,让郡守出面,暗中把这个祸害百姓的县令处理掉,将此事的影响控制在最小。
说白了就是无论如何处理,都要保证该县正常运转,不被县令落马的事弄的人心惶惶,政府停摆。
封建时代,稳定,长久的稳定,才是亘古不变的重中之重。
但有了这么一层竞争关系,作为竞争对手的‘我’,可能就不会再考虑‘控制事态影响’了。
原本能上报的郡守府的,‘我’可能会往丞相府汇报;原本能报告御史大夫的,‘我’可能会直接捅到廷尉属衙前,反正就是不嫌事儿大,无所不用其极把事情闹大就行。
在‘我’的围追堵截下,竞争对手自然是身败名裂,‘我’也在郡都邮的竞争中强势胜出,但此事引发的社会影响,却是在直接透支整个政权的公信力,以及威信。
而这种状况,甚至还是官场竞争中相对良性、相对有节操的竞争方式——要是‘我’没下限一点,那完全可以无中生有,污蔑竞争对手做了xxxx事。
等将来,如果‘我’在竞争中胜利,那对于已经成为上司的‘我’,竞争对手自然是不敢乱来。
即便是失败了,有人问起‘你怎么污蔑xx呢?’,‘我’也可以大手一挥:嗨,我这是听信了小人谗言啊~
那人又问:小人?是谁?在哪?
而这个问题,显然不会得到‘我’的正面回答。
这,才是华夏官场排斥、反感越级汇报、越级举报的根本原因:动机不纯粹。
反过来,到皇帝刘弘这里,那就是反过来了——不能向下越太多级考察。
倒也不是说,汉室的官员人均和珅,不想让刘弘看到百姓真实的生活状况,而是皇帝向下越级考察的举动,往往会被理解为‘鼓励百姓、官员越级上报’。
道理再简单不过:隔壁县的某某县令被皇帝定向反腐,县尉当场晋升为县尉,那你同样作为县尉,看向县令的眼睛会不会带上些许不怀好意?
——只怕是当天晚上,就要有一封匿名举报信被送上路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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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一,找上那个面目可憎的县令,隐晦的提醒他自己已经知道了某些事,劝他告老还乡,自留体面。
其二,便是在事态失控之前,上报最近一级的上级行政单位,如郡守府等,让郡守出面,暗中把这个祸害百姓的县令处理掉,将此事的影响控制在最小。
说白了就是无论如何处理,都要保证该县正常运转,不被县令落马的事弄的人心惶惶,政府停摆。
封建时代,稳定,长久的稳定,才是亘古不变的重中之重。
但有了这么一层竞争关系,作为竞争对手的‘我’,可能就不会再考虑‘控制事态影响’了。
原本能上报的郡守府的,‘我’可能会往丞相府汇报;原本能报告御史大夫的,‘我’可能会直接捅到廷尉属衙前,反正就是不嫌事儿大,无所不用其极把事情闹大就行。
在‘我’的围追堵截下,竞争对手自然是身败名裂,‘我’也在郡都邮的竞争中强势胜出,但此事引发的社会影响,却是在直接透支整个政权的公信力,以及威信。
而这种状况,甚至还是官场竞争中相对良性、相对有节操的竞争方式——要是‘我’没下限一点,那完全可以无中生有,污蔑竞争对手做了xxxx事。
等将来,如果‘我’在竞争中胜利,那对于已经成为上司的‘我’,竞争对手自然是不敢乱来。
即便是失败了,有人问起‘你怎么污蔑xx呢?’,‘我’也可以大手一挥:嗨,我这是听信了小人谗言啊~
那人又问:小人?是谁?在哪?
而这个问题,显然不会得到‘我’的正面回答。
这,才是华夏官场排斥、反感越级汇报、越级举报的根本原因:动机不纯粹。
反过来,到皇帝刘弘这里,那就是反过来了——不能向下越太多级考察。
倒也不是说,汉室的官员人均和珅,不想让刘弘看到百姓真实的生活状况,而是皇帝向下越级考察的举动,往往会被理解为‘鼓励百姓、官员越级上报’。
道理再简单不过:隔壁县的某某县令被皇帝定向反腐,县尉当场晋升为县尉,那你同样作为县尉,看向县令的眼睛会不会带上些许不怀好意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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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来,自打刘弘大婚之后,王忠就已经基本放弃了‘本职工作’,对于刘弘身边的女人,也早已不再有那般强烈的敌意。
非要说还有哪方面是王忠在操心的,那也就是王忠出于‘省御卫幕后负责人’的身份,替刘弘监管着后宫嫔妃,顺便再排查一番后妃的家庭背景。
倒也不是说,如今的刘弘已经有了让王忠忽略本职,忘记孝惠皇帝遗命的地步,而是情况发生了变化。
以前,无论是孝惠皇帝、孝怀皇帝在位时期,还是原主登基后的前四年,王忠都时刻不忘自己的本职工作:刘弘身边的女人扫荡机器。
类似性质的宦官,在历史上虽然算不上常见,却也绝对说不上是独一份。
但在刘弘经历诛吕之乱,尤其是在扫平陈、周反叛集团之后,刘弘就已经不是一个需要‘存保阳气’的少年了。
从加冠仪式举行的那一天开始,刘弘就已经成为了涉政天子,正式肩负起了一个成年皇族所应该肩负起的一切责任。
包括掌权涉政,包括把控朝堂,自然,也包括娶妻生子,为江山社稷诞下血脉。
所以从刘弘加冠那一刻开始,王忠的‘本职工作’,实际上就已经无限期宣告结束。
——皇帝加冠了,成人了,需要的不再是防止斜阳,而是尽快诞下血脉,以安稳江山社稷。
从这个角度上来讲,张嫣拿刘弘‘不作为’来惩罚王忠,王忠着实算得上的无妄之灾。
但刘弘也并没有为此,替母亲张嫣向王忠道歉的打算。
——再怎么样,王忠也终究是宦官之身。
说好听点,叫天子家奴、皇帝犬马,说难听点儿,那就是老刘家的私奴。
女主人训斥甚至鞭策的家奴,少主人自然也没有向家奴道歉,以堕母亲颜面的道理。
刘弘能从马邑之战的准备工作中抽出身来,到长乐宫捞王忠一把,这就已经很仗义,很看多年的情面了。
毫无负罪感的将注意力从王忠身上收回,刘弘轻轻掀开车帘,将目光撒向了长安街头。
说来,刘弘此番出宫,把王忠从长乐宫捞出来是一方面,另一方面,也是刘弘着实有一段时间没有出门,在皇宫里憋得有些难受了。
趁着好不容易出趟宫的机会,好好看看长安城内的景象,放松放松心情,也算得上是刘弘难得的娱乐、放松手段。
只是再怎么样,刘弘也毕竟是皇帝,除非是便装出行,上演一出‘xx侯公子外出’的大型cosplay,否则,就只能在御辇里远远看一眼长安城的大街小巷。
——总不能让太仆陈濞,驱着这辆天下绝对没有第二辆的黄屋左纛,到北城的平民区观光一圈吧?
要真是那样,且先不提朝堂会有多大的舆论风波,光是太后张嫣那里,刘弘就没法给出说的过去的交代。
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,对文人而言或许是懦弱的借口、逃避的说辞,但对皇帝而言,却是需要时刻谨记的信条。
但越想,刘弘就越觉得哪里别扭。
作为政权一号人物,要随时注意人生安全是没错,放在哪朝哪代、古今中外,都是这么个理。
可刘弘心中,那股‘这没什么,首脑都这样’的主观意识越强烈,潜意识里的抗拒便愈发浓郁了起来。
等想明白潜意识里这股抗拒的来源之后,刘弘终是淡笑着点了点头。
以皇帝的身份前往首都平民区,必然会导致安全出现隐患不说,还会在某种程度上,沾染‘破坏政治规则’的嫌疑。
——无论哪朝哪代,但凡是华夏政权,最高领导者与最底层平民之间的对话,往往都是不被认可的。
举个简单地例子。
刘弘跑到了某地的农田边,跟某一个乡间老农交谈,最后得知,当地官员胡作非为,对地方百姓百般欺压;而后刘弘雷霆大怒,下令朝堂彻查此事。
这样一件事放在后世,那不过是一次再正常不过的寻访,但在汉室,在古华夏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上,这就是破坏政治规则。
在下令朝堂‘彻查该老农所在地的行政状况’后,刘弘所需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,不是如何解决老农的困难,如何改善当地的行政。
而是刘弘要跟朝堂给出一个解释:自己为什么会和一个老农搭上话?
自己又为什么会出现在农田边上?
或许在后世人看来,这有些本末倒置:问题的关键,不应该是老农的悲惨遭遇,以及当地官员的问题吗?
怎么又成了刘弘无故外出的惹得祸?
实际上,即便是在后世,类似的事情也会得到相似的处理方式。
——只要没有引起太过巨大的舆论关注。
在汉室,以及其他封建时代也一样,还是同样一件‘老农向皇帝状告官员不作为’的事。
如果是老农在田边,跟穿着便服的皇帝刘弘随口一说,那这件事,刘弘最后大概率要承担‘干涉地方执政’‘鼓励、怂恿越级报告’‘破坏政治规则’的黑锅。
可要是刘弘在听说这件事之后,跟老农说:老人家,这件事小子我管不了,估计皇帝老儿能管,我知道登闻鼓在哪里,我带你去吧?
如果最后老头儿真的敲响了登闻鼓,并和换了身衣服的刘弘又说了一遍当地官员鱼肉百姓的事,那刘弘就不算破坏政治规则了。
——人家自己来找我说的,又不是我问的~
或许说起来很复杂,但简单概括一下,实际上也很好理解:皇帝向下不越级,起码是不大幅度越级考察,官员向上不越级汇报。
这主要来源于华夏政治文化秩序中,最具代表性的‘我上司的上司不是我上司’。
而这一点,在汉室又尤其的明显。
至于其中的内在逻辑,实际上也很好理解:在汉室,直系上下属之间,往往也会存在间接,乃至于直接竞争关系。
盖因为汉室的政治晋升秩序,并非是严格按照后世那样,一级一级往上爬的方式,而是在适度满足资历、履历的条件下,挑选能力最强的那一个人。
例如说:某郡郡衙的千石级属衙,如郡都邮等属衙主官空缺,那该空缺的竞争者,往往会是该郡秩禄千石以下一到三级以内的所有官员。
比如某个大县县令比千石秩禄,县尉六百石级别,理论上都有可能出任该郡的都邮。
或许最终,那个六百石级别的县尉会成为千石级别的郡都邮,对原先的县令实现弯道超车,成为那个比千石级别的县令之上官。
但这丝毫不影响在此之前,县尉还没成为郡都邮的时候,面见县令时,都是口称上官,语呼明公。
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,有利益的地方就有犯罪——既然上下属之间存在竞争关系,那越级汇报、举报的真实性以及目的性,就有些耐人寻味了。
——你是县令,我是县尉,郡都邮之位出缺,我们俩都想竞争;
就在这时,刚好有人找上门来跟我说:俺们县的县令,可是干过xxx伤天害理的事啊!
这时候,我会怎么做?
如果不是在竞争郡都邮的职务,按照官场最正常的处理方式,此时不外乎两种处理方法。
其一,找上那个面目可憎的县令,隐晦的提醒他自己已经知道了某些事,劝他告老还乡,自留体面。
其二,便是在事态失控之前,上报最近一级的上级行政单位,如郡守府等,让郡守出面,暗中把这个祸害百姓的县令处理掉,将此事的影响控制在最小。
说白了就是无论如何处理,都要保证该县正常运转,不被县令落马的事弄的人心惶惶,政府停摆。
封建时代,稳定,长久的稳定,才是亘古不变的重中之重。
但有了这么一层竞争关系,作为竞争对手的‘我’,可能就不会再考虑‘控制事态影响’了。
原本能上报的郡守府的,‘我’可能会往丞相府汇报;原本能报告御史大夫的,‘我’可能会直接捅到廷尉属衙前,反正就是不嫌事儿大,无所不用其极把事情闹大就行。
在‘我’的围追堵截下,竞争对手自然是身败名裂,‘我’也在郡都邮的竞争中强势胜出,但此事引发的社会影响,却是在直接透支整个政权的公信力,以及威信。
而这种状况,甚至还是官场竞争中相对良性、相对有节操的竞争方式——要是‘我’没下限一点,那完全可以无中生有,污蔑竞争对手做了xxxx事。
等将来,如果‘我’在竞争中胜利,那对于已经成为上司的‘我’,竞争对手自然是不敢乱来。
即便是失败了,有人问起‘你怎么污蔑xx呢?’,‘我’也可以大手一挥:嗨,我这是听信了小人谗言啊~
那人又问:小人?是谁?在哪?
而这个问题,显然不会得到‘我’的正面回答。
这,才是华夏官场排斥、反感越级汇报、越级举报的根本原因:动机不纯粹。
反过来,到皇帝刘弘这里,那就是反过来了——不能向下越太多级考察。
倒也不是说,汉室的官员人均和珅,不想让刘弘看到百姓真实的生活状况,而是皇帝向下越级考察的举动,往往会被理解为‘鼓励百姓、官员越级上报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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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一,找上那个面目可憎的县令,隐晦的提醒他自己已经知道了某些事,劝他告老还乡,自留体面。
其二,便是在事态失控之前,上报最近一级的上级行政单位,如郡守府等,让郡守出面,暗中把这个祸害百姓的县令处理掉,将此事的影响控制在最小。
说白了就是无论如何处理,都要保证该县正常运转,不被县令落马的事弄的人心惶惶,政府停摆。
封建时代,稳定,长久的稳定,才是亘古不变的重中之重。
但有了这么一层竞争关系,作为竞争对手的‘我’,可能就不会再考虑‘控制事态影响’了。
原本能上报的郡守府的,‘我’可能会往丞相府汇报;原本能报告御史大夫的,‘我’可能会直接捅到廷尉属衙前,反正就是不嫌事儿大,无所不用其极把事情闹大就行。
在‘我’的围追堵截下,竞争对手自然是身败名裂,‘我’也在郡都邮的竞争中强势胜出,但此事引发的社会影响,却是在直接透支整个政权的公信力,以及威信。
而这种状况,甚至还是官场竞争中相对良性、相对有节操的竞争方式——要是‘我’没下限一点,那完全可以无中生有,污蔑竞争对手做了xxxx事。
等将来,如果‘我’在竞争中胜利,那对于已经成为上司的‘我’,竞争对手自然是不敢乱来。
即便是失败了,有人问起‘你怎么污蔑xx呢?’,‘我’也可以大手一挥:嗨,我这是听信了小人谗言啊~
那人又问:小人?是谁?在哪?
而这个问题,显然不会得到‘我’的正面回答。
这,才是华夏官场排斥、反感越级汇报、越级举报的根本原因:动机不纯粹。
反过来,到皇帝刘弘这里,那就是反过来了——不能向下越太多级考察。
倒也不是说,汉室的官员人均和珅,不想让刘弘看到百姓真实的生活状况,而是皇帝向下越级考察的举动,往往会被理解为‘鼓励百姓、官员越级上报’。
道理再简单不过:隔壁县的某某县令被皇帝定向反腐,县尉当场晋升为县尉,那你同样作为县尉,看向县令的眼睛会不会带上些许不怀好意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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