番外:《新史记·太宗本纪》(后元)终章
文鼎十五年,已经逃到呼揭山的匈奴单于庭发生政变,军臣被异母胞弟伊稚邪刺杀,自号单于,也就是后来的伊稚邪单于。
得知匈奴发生了单于的兄弟刺杀单于的状况,太宗皇帝遣使斥责,并派安北都护府都督何未央西进,讨伐伊稚邪。
夏四月,安北都护府发骑兵十万,从姑且水西出草原,逼近了呼揭山。
无可奈何之下,伊稚邪单于带着仅剩的部众和牧畜,进入了后来的西域。
在此次战斗中,曾经因为罪恶被废黜爵位的周勃之子周亚夫立下了很大的功劳,朝堂百官提议给周亚夫加官进爵,太宗皇帝思考了很久,还是没有答应。
周勃原本是开国功侯,被太祖高皇帝封为绛侯,却在吕太后驾崩的时候在长安作乱,太宗皇帝好几次都饶恕了周勃,但周勃依旧死性不改,最终在家引咎自尽。
太宗皇帝认为,周亚夫是周勃的儿子,肯定和周勃一样,脑后有反骨,所以一直压制着周亚夫的官职。
后来发生的事也说明,太宗皇帝的预测十分准确。
文鼎十六年,太子妃剩下皇长孙,也就是后来的孝宣皇帝,太宗皇帝十分高兴,并亲自给皇长孙起名:彘。
皇长孙出生时,太子已经二十六岁了,太宗皇帝对朝臣百官说:男子没有年过二十还长不大的,我在二十岁的时候,已经在皇位上坐了八年,如今太子加冠成人已经过了六年,应该负担起应有的责任了。
于是下令太子监国,朝中所有的大小事务由太子处置,遇到重大的事情或者解决不了的事情,再由太子请示太宗皇帝。
太宗皇帝劳苦一生,直到这时才过上了轻松地生活,每天都抱着皇长孙在长安城内戏耍。
文鼎十七年,太宗皇帝第三次开科取士,实际上所有的事情都有监国的太子操办。
这一次考举中,总共有超过十五万的士子参加,其中通过第一轮、第二轮考试的几万人,基本都被新设立的水衡都尉任用为官吏。
文鼎十八年,南越王赵佗突然病逝,王孙赵胡继为南越王,并上表长安,请求长安认可。
监国太子得到消息,在请示太宗皇帝之后回复赵胡:从高皇帝鼎立汉室以来,诸侯王就从来没有不朝觐长安的道理,之前赵佗年事太高,车马不便,现如今,赵胡却再也没有不朝长安的道理了。
春二月,南越王孙赵胡从南越国都番禺城启程,在夏六月抵达长安。
赵胡朝觐长安的同时,将跟随赵佗前往岭南的前秦将士遗骸也带了回来,太宗皇帝亲自主持了接待,并按照国葬的礼仪,把这些遗骸葬在了骊山脚下。
之后赵胡奉上了南越疆域的详细地图,朝堂百官便提议,为死去的赵佗盖棺定论。
太宗皇帝苦思许久,最终说道:南越王赵佗,奉先秦始皇帝的命令征服南越,对于诸夏的功劳都是可以看得见的。
王赵佗以武立身,以武立命,以武为诸夏开疆拓土,功在当代,利在千秋。
于是朝中百官共议,谥赵佗为南越武王,太宗皇帝赐下黄肠题奏、金缕玉衣各一,太后也赐下了不少冥器。
文鼎十九年,南越内附,太宗皇帝封南越王孙赵胡为余水侯。
文鼎二十年,闽越、东越内附,太宗皇帝就让梁文王刘恒的第三个儿子刘参去岭南为王,以原本南越的国土为封土,以原本的南越国都番禺为王都,号越王。
文鼎二十一年,龙首渠、六辅渠、白渠,以及汉中地区的褒斜道基本完工,由御史大夫贾谊主持的郑国渠拓宽、清理、另开支流的工程也终于结束。
经过这次拓宽之后,郑国渠和行开拓的支流能灌溉的田亩多出了上万万亩,汇集关中百余万户家庭,再加上龙首渠、六辅渠、白渠等水利设施,关中有三分之一的地方都具备了种植水稻的条件。
褒斜道的完工,则是让关中的汉中地区与蜀郡之间的交通变得畅通了起来,蜀地的名产如蜀锦、玉石等物品,开始大量流入关中,天下其他地方的商品也开始进入蜀郡。
在确定郑国渠的工程没有出现纰漏之后,太宗皇帝召集百官共议,最终决定敕封主持此次工程的御史大夫贾谊彻侯之爵,封土为贾谊的故乡洛阳城附近的平阴县,食邑一千户。
文鼎二十二年,丞相郦寄的任期满,从丞相的位置上光荣退休,被赐予了赞拜不名的荣誉。
冬十二月,拜御史大夫贾谊为丞相,尚书令晁错为御史大夫,已经成为大农的公孙弘为尚书令。
文鼎二十三年,太宗皇帝颁布册立诏书:以皇长孙刘彘为太孙,改名为彻。
这时,皇长孙才六岁。
世宗皇帝是在六岁时被册立为太子,孝宣皇帝更是在六岁的时候被册立为太孙,再加上孝怀皇帝也同样是在六岁被册立为太子,八岁登基,如此三次下来,皇长子年满六岁册立为储君的规则,也成为汉室的传统。
直到三十年后,年刚三十六的孝宣皇帝病逝时,太子已经早于孝宣皇帝死去,孝宣皇帝没有别的子嗣,孝文皇帝的其他子嗣也都已经失去,卫太后就按照兄终弟及的规则,把太宗皇帝的次子刘弗陵召入了长安。
那时,蒙王刘弗陵已经年近六十,得知卫太后想要让自己入继大统,刘弗陵惶恐的说道:我已经是个即将死去的老人,如果染指神圣,恐怕会辜负太祖高皇帝的江山。
于是卫太后下令,由蒙王刘弗陵的嫡长子刘婴入继大统,是为孝昭皇帝。
在蒙王刘弗陵死去之后,孝昭皇帝追尊生父刘弗陵为孝烈皇帝,奉孝文皇帝刘贺为亲父,为孝文皇帝建世宗庙;并奉孝宣皇帝刘彻为长兄。
文鼎二十四年,孝惠皇帝的第五个儿子赵王刘太薨,太宗皇帝哀痛不能自已。
朝臣百官通过商议,最终向太宗皇帝汇报:爱民好治曰戴;典礼不愆曰戴;无过,好民治。
于是,将刘太谥为赵戴王,并将赵国的土地分为九部分,将刘太的十四个儿子其中八人封为诸侯王,将赵国的一半土地化为郡县。
文鼎二十五年,楚王刘戊病逝,原本应该有长子继承王位,并由其他几个儿子裂土为王,但在刘戊死后,有人举报刘戊生前又不符合伦理的举动,太宗皇帝闻之大怒,令人彻查,发现确实如此后,下令废黜楚国的宗庙,并将刘戊的所有儿子处死。
文鼎二十六年,故安侯申屠嘉病逝,太宗皇帝派丞相贾谊代为吊喧,并追尊申屠嘉为太师。
文鼎二十七年秋六月,太宗皇帝病重,于是招来了丞相贾谊、御史大夫公孙弘、尚书令晁错,并叫来了记录遗诏的史官,还将监国太子和太孙叫到了身边。
在遗诏中,太宗皇帝写道:我在十岁的年纪,就接过了孝怀皇帝肩上的重担,做天下数千万百姓的牧治者,在过去这四十多年中,我实在是诚惶诚恐,生怕哪里做的不好,会有损先祖父太祖高皇帝、先皇考孝惠皇帝、先兄孝怀皇帝的遗德,败坏了汉家的江山;
幸好有无数勇敢的将士在北方挥洒血汗,有许多饱读诗书的文学之士在朝中运筹帷幄,辅佐我治理天下的百姓,抵御外族的入侵,才让我侥幸没有孤独历代先皇的重托,没有让天下百姓的生活变得更差。
君主一个人犯了过错,不能让天下人代自己受过,天下任何地方出现的罪过,责任都在我帝王身上;为了抵御北方的匈奴人,天下百姓在过去几十年省吃俭用,用剩下来的一枚枚铜钱,堆出了我汉家在草原的一次次胜利。
穷兵黩武是我的错,获得的武勋,则全都是天下人的功劳。
在过去四十几年当中,我让以前的少府,现在的民工部凭借粮食专卖、盐铁专卖积攒了许多钱财,实际上并非是我贪图享受,实在是心疼天下百姓被折磨的奄奄一息,所以希望能为天下百姓减轻一些负担。
现如今,我已经要离开人世,到九泉下面见历代先皇,所以做出几个交代,如果有什么过错的地方,希望天下百姓能看在我多年勤政,没有犯什么大错的份儿上,不要记恨我。
——我一生虽然没有什么大的过错,但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功劳,死后的丧葬事务一切都从简安排,朝臣百官、功侯武勋、宗亲诸侯最多只能哭灵三天,寻常的百姓只能哭七天。
——我的墓葬中,不允许放入任何金、玉、珠等贵重的随葬品,只需要一些竹简、木渎,和一些陶俑陪葬就可以了。
——我死去之后,以太子刘贺继承皇帝的位置,皇太孙刘彻为太子。
史官将遗诏写好,交给太宗皇帝过目、用印之后,遗诏被叫到了丞相贾谊的手中,太宗皇帝则将太子、太孙、皇后留在了身边。
文鼎二十七年秋七月乙亥日,太宗皇帝在未央宫驾崩。
当日晚,太子刘贺在朝臣百官的陪同下在未央宫继位,接受了百官的朝拜纳诚。
次日清晨,孝文皇帝刘贺颁布诏谕:尊皇后何氏为太后,册立太子妃李氏为皇后,皇太孙刘彘为太子。
秋七月壬午,太宗皇帝被下葬霸陵。
秋八月,掌控细柳营的周亚夫突然在长安周围调动兵马,孝文皇帝大惊,长安又没有可用的将领,孝文皇帝于是请出了已经赋闲在家的祖父何广粟。
早在太宗皇帝驾崩之前,太宗皇帝就已经对周亚夫有所防备,所以已经提前给何广粟做下了交代。
得到孝文皇帝的指示,何广粟便带着孝文皇帝的符、节,以及太宗皇帝御赐的宝剑,来到了霸陵以西的山林间。
次日,何广粟率领孝康陵卫,也就是之前的材官都尉,镇压了周亚夫的叛乱。
秋九月,周亚夫在诏狱饿死,孝文皇帝命令太常,在功侯薄中去掉条侯,并明言:从今往后,只要是姓周的人,就不得为百石以上的官员。
次年冬十月,孝文皇帝改元元年,年号永昌。
下令大赦天下,并赐天下为人父者爵位一级,酒肉各十斤,并出内库钱,收容天下死于国家事务的英烈后代。
永昌元年冬十一月,孝文皇帝颁布诏谕,彻底取消了汉室的农业税,将口赋从三人一算降到了六人一算,每人二十钱,并承诺永不加赋。
而汉室的丞相位置,则是在孝文皇帝永昌七年,贾谊荣退之后由晁错接手,到孝文皇帝驾崩后的孝宣皇帝五年,晁错荣退,又公孙弘接手。
在公孙弘之后,汉室彻底取消了丞相制度,原有的三公九卿制,也按照太宗皇帝先前交代的三星六部制所取代。
在我看来,太宗皇帝为人亲和,仁慈,与人宽厚,却又不失王者的霸气,是一个百年难得一见的明君。
唯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,太宗皇帝早年受法家、墨家的荼毒太深,从而导致了对儒家的很大成见。
不过好在太宗皇帝并不是一个仅凭喜好的人,对于贾谊、汲黯、颜异这样真正的君子,太宗皇帝也总是能任用,看人用人的水平,可以算得上是非常优秀了。
太宗皇帝在位四十余年,对于汉室的强盛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,除了将北方的匈奴人驱逐到西域一带,为后来将匈奴驱逐到大宛以西打下基础之外,对于民政民生的贡献也是十分卓著。
在个人道德方面,太宗皇帝尤其注重孝道,也总是以孝道教导太子、太孙,这对于汉室后来始终坚持不懈的以‘孝道治国’为国策,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。
在选择继承人的时候,太宗皇帝也严格按照立嫡立长的规则,很早的就立下太子、太孙,让国家很早就安定了下来,而不是被夺嫡的事搅的暗流涌动。
对于有功的将士,太宗皇帝也不吝啬赏赐,对阵亡将士的家属,更是穷尽一切的补偿,这一切都是完美的君王典范应该做的事。
唯一美中不足的,是太宗皇帝对于外戚太过放纵,让何广粟、何未央,以及秦牧这样凭武勋幸贵的外戚太过于嚣扬跋扈,败坏了功侯贵勋之间的淳朴风气。
但也正是因为有了何氏外戚,孝文皇帝才能顺利击溃逆贼周亚夫的阴谋,在未央宫继位,在孝文皇帝登基之后,何氏外戚也做了不少好事,家风也比以前内敛厚重了许多。
从这个角度来看,或许太宗皇帝真的是明见万里,连何氏外戚后来的变化,都没有逃过太宗皇帝的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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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·····未完·····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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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四月,安北都护府发骑兵十万,从姑且水西出草原,逼近了呼揭山。
无可奈何之下,伊稚邪单于带着仅剩的部众和牧畜,进入了后来的西域。
在此次战斗中,曾经因为罪恶被废黜爵位的周勃之子周亚夫立下了很大的功劳,朝堂百官提议给周亚夫加官进爵,太宗皇帝思考了很久,还是没有答应。
周勃原本是开国功侯,被太祖高皇帝封为绛侯,却在吕太后驾崩的时候在长安作乱,太宗皇帝好几次都饶恕了周勃,但周勃依旧死性不改,最终在家引咎自尽。
太宗皇帝认为,周亚夫是周勃的儿子,肯定和周勃一样,脑后有反骨,所以一直压制着周亚夫的官职。
后来发生的事也说明,太宗皇帝的预测十分准确。
文鼎十六年,太子妃剩下皇长孙,也就是后来的孝宣皇帝,太宗皇帝十分高兴,并亲自给皇长孙起名:彘。
皇长孙出生时,太子已经二十六岁了,太宗皇帝对朝臣百官说:男子没有年过二十还长不大的,我在二十岁的时候,已经在皇位上坐了八年,如今太子加冠成人已经过了六年,应该负担起应有的责任了。
于是下令太子监国,朝中所有的大小事务由太子处置,遇到重大的事情或者解决不了的事情,再由太子请示太宗皇帝。
太宗皇帝劳苦一生,直到这时才过上了轻松地生活,每天都抱着皇长孙在长安城内戏耍。
文鼎十七年,太宗皇帝第三次开科取士,实际上所有的事情都有监国的太子操办。
这一次考举中,总共有超过十五万的士子参加,其中通过第一轮、第二轮考试的几万人,基本都被新设立的水衡都尉任用为官吏。
文鼎十八年,南越王赵佗突然病逝,王孙赵胡继为南越王,并上表长安,请求长安认可。
监国太子得到消息,在请示太宗皇帝之后回复赵胡:从高皇帝鼎立汉室以来,诸侯王就从来没有不朝觐长安的道理,之前赵佗年事太高,车马不便,现如今,赵胡却再也没有不朝长安的道理了。
春二月,南越王孙赵胡从南越国都番禺城启程,在夏六月抵达长安。
赵胡朝觐长安的同时,将跟随赵佗前往岭南的前秦将士遗骸也带了回来,太宗皇帝亲自主持了接待,并按照国葬的礼仪,把这些遗骸葬在了骊山脚下。
之后赵胡奉上了南越疆域的详细地图,朝堂百官便提议,为死去的赵佗盖棺定论。
太宗皇帝苦思许久,最终说道:南越王赵佗,奉先秦始皇帝的命令征服南越,对于诸夏的功劳都是可以看得见的。
王赵佗以武立身,以武立命,以武为诸夏开疆拓土,功在当代,利在千秋。
于是朝中百官共议,谥赵佗为南越武王,太宗皇帝赐下黄肠题奏、金缕玉衣各一,太后也赐下了不少冥器。
文鼎十九年,南越内附,太宗皇帝封南越王孙赵胡为余水侯。
文鼎二十年,闽越、东越内附,太宗皇帝就让梁文王刘恒的第三个儿子刘参去岭南为王,以原本南越的国土为封土,以原本的南越国都番禺为王都,号越王。
文鼎二十一年,龙首渠、六辅渠、白渠,以及汉中地区的褒斜道基本完工,由御史大夫贾谊主持的郑国渠拓宽、清理、另开支流的工程也终于结束。
经过这次拓宽之后,郑国渠和行开拓的支流能灌溉的田亩多出了上万万亩,汇集关中百余万户家庭,再加上龙首渠、六辅渠、白渠等水利设施,关中有三分之一的地方都具备了种植水稻的条件。
褒斜道的完工,则是让关中的汉中地区与蜀郡之间的交通变得畅通了起来,蜀地的名产如蜀锦、玉石等物品,开始大量流入关中,天下其他地方的商品也开始进入蜀郡。
在确定郑国渠的工程没有出现纰漏之后,太宗皇帝召集百官共议,最终决定敕封主持此次工程的御史大夫贾谊彻侯之爵,封土为贾谊的故乡洛阳城附近的平阴县,食邑一千户。
文鼎二十二年,丞相郦寄的任期满,从丞相的位置上光荣退休,被赐予了赞拜不名的荣誉。
冬十二月,拜御史大夫贾谊为丞相,尚书令晁错为御史大夫,已经成为大农的公孙弘为尚书令。
文鼎二十三年,太宗皇帝颁布册立诏书:以皇长孙刘彘为太孙,改名为彻。
这时,皇长孙才六岁。
世宗皇帝是在六岁时被册立为太子,孝宣皇帝更是在六岁的时候被册立为太孙,再加上孝怀皇帝也同样是在六岁被册立为太子,八岁登基,如此三次下来,皇长子年满六岁册立为储君的规则,也成为汉室的传统。
直到三十年后,年刚三十六的孝宣皇帝病逝时,太子已经早于孝宣皇帝死去,孝宣皇帝没有别的子嗣,孝文皇帝的其他子嗣也都已经失去,卫太后就按照兄终弟及的规则,把太宗皇帝的次子刘弗陵召入了长安。
那时,蒙王刘弗陵已经年近六十,得知卫太后想要让自己入继大统,刘弗陵惶恐的说道:我已经是个即将死去的老人,如果染指神圣,恐怕会辜负太祖高皇帝的江山。
于是卫太后下令,由蒙王刘弗陵的嫡长子刘婴入继大统,是为孝昭皇帝。
在蒙王刘弗陵死去之后,孝昭皇帝追尊生父刘弗陵为孝烈皇帝,奉孝文皇帝刘贺为亲父,为孝文皇帝建世宗庙;并奉孝宣皇帝刘彻为长兄。
文鼎二十四年,孝惠皇帝的第五个儿子赵王刘太薨,太宗皇帝哀痛不能自已。
朝臣百官通过商议,最终向太宗皇帝汇报:爱民好治曰戴;典礼不愆曰戴;无过,好民治。
于是,将刘太谥为赵戴王,并将赵国的土地分为九部分,将刘太的十四个儿子其中八人封为诸侯王,将赵国的一半土地化为郡县。
文鼎二十五年,楚王刘戊病逝,原本应该有长子继承王位,并由其他几个儿子裂土为王,但在刘戊死后,有人举报刘戊生前又不符合伦理的举动,太宗皇帝闻之大怒,令人彻查,发现确实如此后,下令废黜楚国的宗庙,并将刘戊的所有儿子处死。
文鼎二十六年,故安侯申屠嘉病逝,太宗皇帝派丞相贾谊代为吊喧,并追尊申屠嘉为太师。
文鼎二十七年秋六月,太宗皇帝病重,于是招来了丞相贾谊、御史大夫公孙弘、尚书令晁错,并叫来了记录遗诏的史官,还将监国太子和太孙叫到了身边。
在遗诏中,太宗皇帝写道:我在十岁的年纪,就接过了孝怀皇帝肩上的重担,做天下数千万百姓的牧治者,在过去这四十多年中,我实在是诚惶诚恐,生怕哪里做的不好,会有损先祖父太祖高皇帝、先皇考孝惠皇帝、先兄孝怀皇帝的遗德,败坏了汉家的江山;
幸好有无数勇敢的将士在北方挥洒血汗,有许多饱读诗书的文学之士在朝中运筹帷幄,辅佐我治理天下的百姓,抵御外族的入侵,才让我侥幸没有孤独历代先皇的重托,没有让天下百姓的生活变得更差。
君主一个人犯了过错,不能让天下人代自己受过,天下任何地方出现的罪过,责任都在我帝王身上;为了抵御北方的匈奴人,天下百姓在过去几十年省吃俭用,用剩下来的一枚枚铜钱,堆出了我汉家在草原的一次次胜利。
穷兵黩武是我的错,获得的武勋,则全都是天下人的功劳。
在过去四十几年当中,我让以前的少府,现在的民工部凭借粮食专卖、盐铁专卖积攒了许多钱财,实际上并非是我贪图享受,实在是心疼天下百姓被折磨的奄奄一息,所以希望能为天下百姓减轻一些负担。
现如今,我已经要离开人世,到九泉下面见历代先皇,所以做出几个交代,如果有什么过错的地方,希望天下百姓能看在我多年勤政,没有犯什么大错的份儿上,不要记恨我。
——我一生虽然没有什么大的过错,但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功劳,死后的丧葬事务一切都从简安排,朝臣百官、功侯武勋、宗亲诸侯最多只能哭灵三天,寻常的百姓只能哭七天。
——我的墓葬中,不允许放入任何金、玉、珠等贵重的随葬品,只需要一些竹简、木渎,和一些陶俑陪葬就可以了。
——我死去之后,以太子刘贺继承皇帝的位置,皇太孙刘彻为太子。
史官将遗诏写好,交给太宗皇帝过目、用印之后,遗诏被叫到了丞相贾谊的手中,太宗皇帝则将太子、太孙、皇后留在了身边。
文鼎二十七年秋七月乙亥日,太宗皇帝在未央宫驾崩。
当日晚,太子刘贺在朝臣百官的陪同下在未央宫继位,接受了百官的朝拜纳诚。
次日清晨,孝文皇帝刘贺颁布诏谕:尊皇后何氏为太后,册立太子妃李氏为皇后,皇太孙刘彘为太子。
秋七月壬午,太宗皇帝被下葬霸陵。
秋八月,掌控细柳营的周亚夫突然在长安周围调动兵马,孝文皇帝大惊,长安又没有可用的将领,孝文皇帝于是请出了已经赋闲在家的祖父何广粟。
早在太宗皇帝驾崩之前,太宗皇帝就已经对周亚夫有所防备,所以已经提前给何广粟做下了交代。
得到孝文皇帝的指示,何广粟便带着孝文皇帝的符、节,以及太宗皇帝御赐的宝剑,来到了霸陵以西的山林间。
次日,何广粟率领孝康陵卫,也就是之前的材官都尉,镇压了周亚夫的叛乱。
秋九月,周亚夫在诏狱饿死,孝文皇帝命令太常,在功侯薄中去掉条侯,并明言:从今往后,只要是姓周的人,就不得为百石以上的官员。
次年冬十月,孝文皇帝改元元年,年号永昌。
下令大赦天下,并赐天下为人父者爵位一级,酒肉各十斤,并出内库钱,收容天下死于国家事务的英烈后代。
永昌元年冬十一月,孝文皇帝颁布诏谕,彻底取消了汉室的农业税,将口赋从三人一算降到了六人一算,每人二十钱,并承诺永不加赋。
而汉室的丞相位置,则是在孝文皇帝永昌七年,贾谊荣退之后由晁错接手,到孝文皇帝驾崩后的孝宣皇帝五年,晁错荣退,又公孙弘接手。
在公孙弘之后,汉室彻底取消了丞相制度,原有的三公九卿制,也按照太宗皇帝先前交代的三星六部制所取代。
在我看来,太宗皇帝为人亲和,仁慈,与人宽厚,却又不失王者的霸气,是一个百年难得一见的明君。
唯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,太宗皇帝早年受法家、墨家的荼毒太深,从而导致了对儒家的很大成见。
不过好在太宗皇帝并不是一个仅凭喜好的人,对于贾谊、汲黯、颜异这样真正的君子,太宗皇帝也总是能任用,看人用人的水平,可以算得上是非常优秀了。
太宗皇帝在位四十余年,对于汉室的强盛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,除了将北方的匈奴人驱逐到西域一带,为后来将匈奴驱逐到大宛以西打下基础之外,对于民政民生的贡献也是十分卓著。
在个人道德方面,太宗皇帝尤其注重孝道,也总是以孝道教导太子、太孙,这对于汉室后来始终坚持不懈的以‘孝道治国’为国策,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。
在选择继承人的时候,太宗皇帝也严格按照立嫡立长的规则,很早的就立下太子、太孙,让国家很早就安定了下来,而不是被夺嫡的事搅的暗流涌动。
对于有功的将士,太宗皇帝也不吝啬赏赐,对阵亡将士的家属,更是穷尽一切的补偿,这一切都是完美的君王典范应该做的事。
唯一美中不足的,是太宗皇帝对于外戚太过放纵,让何广粟、何未央,以及秦牧这样凭武勋幸贵的外戚太过于嚣扬跋扈,败坏了功侯贵勋之间的淳朴风气。
但也正是因为有了何氏外戚,孝文皇帝才能顺利击溃逆贼周亚夫的阴谋,在未央宫继位,在孝文皇帝登基之后,何氏外戚也做了不少好事,家风也比以前内敛厚重了许多。
从这个角度来看,或许太宗皇帝真的是明见万里,连何氏外戚后来的变化,都没有逃过太宗皇帝的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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